海上大教堂.[西]伊德方索·法孔内斯.

原创 qiangshuai521  2019-08-13 10:32  阅读 18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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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大教堂.[西]伊德方索·法孔内斯.

本书描述的女性和农奴处境,大多参照14世纪加泰罗尼亚修士佛朗却斯克·艾西蒙尼斯的著作《基督徒》(Lo cresti)。

中世纪的加泰罗尼亚有别于西班牙其他地区,对于强奸犯行严厉惩处;不过,法律却容许强奸犯与受害人结婚,这也是当时加泰罗尼亚法律的明文规定,本书中的海儿和彭兹骑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为夫妻的。

当时的法令规定,若是被强奸的受害女子得以寻得归宿,犯下强奸罪行者必须致赠嫁妆,或是强奸犯本人干脆与受害者结婚。倘若受害人处于已婚状态,强奸犯则依照婚外通奸的相关法令支付罚金。

马约卡的海默国王企图绑架妻舅贝德罗三世一事,是否属实,至今不得而知。此一计划因贝德罗三世的修士亲戚聆听的一段告解而遭揭穿——本书特别安排了卓安担任协助的角色。此事或是确曾发生?或是贝德罗三世为收复国土而进攻马约卡,借此虚构事件让自己的攻击行动合理化?不过,马约卡国王要求建造一座从皇家船舰通往弗拉梅诺斯修院的密闭木桥,应是确有其事。或许,这项要求正好让贝德罗三世在《编年史》中多了加油添醋的元素。

卡斯提亚国王暴君贝德罗侵略巴塞罗那一事,贝德罗三世在《编年史》有相当详尽的叙述。当时的巴塞罗那确实因陆地外移而失去了原有的天然海港优势,面对敌人的侵袭,毫无天然屏障可言;直到1340年,当时的统治者阿方索国王下令建造符合巴塞罗那情势所需的港口。

总之,根据贝德罗三世的叙述,在那场战役中,卡斯提亚大军始终无法入港登陆,这都要归功于一艘庞大的捕鲸船,因为这艘捕鲸船停泊在外海堤防的浅滩上,阻挡了卡斯提亚舰队入港的唯一通道,巴塞罗那终能逃过一劫。关于这场战役的叙述当中,首次出现了大炮用于海战的记载。从此之后,船坚炮利成了海战必要的装备。贝德罗三世也在《编年史》中描述了加泰罗尼亚民兵嘲讽卡斯提亚军队的场景,就连聚集在海滩上的老百姓都大胆讥笑卡斯提亚军队奇差无比的战斗力。卡斯提亚国王最后放弃进攻巴塞罗那,军队不够精良,应是原因之一。

饥荒第一年,布拉特广场发生了人民暴动事件,巴塞罗那老百姓走上街头要求粮食,当时,带头的滋事分子皆遭极刑惩处,就在布拉特广场遭吊死示众。执政当局确信,吊死处决必定可以镇压民众因饥荒而起的不满情绪。

1360年,一名叫卡斯特优的货币交易商确实因破产而遭斩首,地点就在目前的王宫广场附近。

1367年,因遭指控亵渎圣饼,犹太人被囚禁在犹太教堂内过着无水无食物的日子。后来,贝德罗国王的执政代理人胡安王子敕令处决了三名犹太人。

基督徒庆祝复活节期间,犹太人不得离开家门一步;不仅如此,在此期间,犹太人甚至必须紧闭门窗,借此避免基督徒看见,或是干扰了各种庆祝活动。即使已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复活节仍是激进的基督徒指控犹太人亵渎的主要借口,因此,复活节也成了犹太人最畏惧的节日。犹太民族遭指控的罪名当中,与基督教复活节相关的主要是以下两项:一是残杀基督徒的宗教仪式,特别是针对儿童。基督徒言之凿凿,他们坚信犹太人将基督徒孩童钉在十字架上,施以虐刑,或是饮其鲜血,或是食其心脏。另一项指控则是亵渎圣饼。当时基督徒确信,犹太人这两项恶行,无非是想重现耶稣基督的受难和苦痛。

基督徒儿童遭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首件案例出现在1147年的乌兹堡,时值萨克森王朝时期,迁居欧陆的犹太人,不久即遭受当地社会严重排挤。1148年,定居英国诺威治(Norwich)的犹太人再遭指控钉死另一名基督徒儿童。从此,各地对犹太人杀害基督徒儿童的指控层出不穷,特别集中于复活节这段时间:格洛斯特(Gloucester),1168年;富达(Fulda),1235年;林肯(Linclon),1255年;慕尼黑,1286年……终致基督徒对犹太人心怀仇恨,并对虐杀儿童的传言深信不疑。到了15世纪,意大利方济会修士伯纳迪诺·达费德瑞预言,特伦多(Trento)将有一位基督徒儿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预言竟然成真,一个名叫席蒙的小男孩果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此,教会特别为席蒙举行宣福礼,但是,达费德瑞修士继续“宣布”更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案件:雷吉欧、巴萨诺、曼图亚……直到20世纪中叶,天主教会终于对此类事件做了修正,并取消了席蒙的宣福礼,因为,这是宗教狂热,并非真正的信仰。

巴塞罗那民兵队曾经数次出征,其中一次正是本书提及的1369年,民兵队因为克雷瑟城阻挡牧农将牲畜运输到巴塞罗那而出征。当时的巴塞罗那,只准输入活口牲畜;捍卫活口牲畜运输到巴塞罗那的自由,就成了民兵队出征的主因。

海上圣母教堂堪称世上最美丽的教堂之一,此事毋庸置疑;这座教堂虽然不具备其他教堂那种富丽堂皇的宏伟气派,然而,教堂内部却让人深刻感受到贝伦格·孟塔谷极力呈现的巴塞罗那庶民精神:这座属于百姓的教堂,由人民所建,为人民而建,仿佛一座加泰罗尼亚大庄园,庄严、稳固且可靠,而从窗外迤迤渗入的地中海的灿烂阳光,正是这座教堂格外与众不同之处。

许多人都知道,圣母教堂的建造时间长达五十五年,这段时间仅盛行简单、装饰极少的建筑风格,也就是所谓的加泰罗尼亚哥德式建筑。为了不影响原有的固定宗教活动,圣母教堂就在保留旧教堂的情况下动工兴建。起初,众人咸认的说法是当时的建筑师巴赛戈达·亚米各(Bassegoda Amig)原本就安排新教堂盖在旧教堂前方,并在新旧教堂之间保留一条街道,也就是目前的圣母街。然而,1966年在此有一重大发现,教堂内殿下方的地窖是个古罗马墓园,这座地下墓园的存在,改变了巴赛戈达·亚米各原本想在旧教堂原址建造新教堂的想法,不过,亚米各专精圣母教堂研究的孙子坚称,新旧圣母教堂都在同一个地址;只是新建筑涵盖了旧建筑罢了。一般推论,巴塞罗那的守护神圣埃拉莉亚遗骨早先应该就是葬在这座地下墓园里,后来贝德罗国王下令将圣埃拉莉亚遗骨由圣母教堂迁移到大教堂安放。

这部小说描述的圣母雕像,恰恰就是目前在圣母教堂主祭坛上方那一尊,圣母雕像原本安放在面对波恩街的侧门三角楣上,后来移至主祭坛之前。至于圣母教堂的钟塔,1714年,菲力普五世征服了加泰罗尼亚之后,这位卡斯提亚国王针对加泰罗尼亚的教堂钟塔对人民课征特别税,借此惩罚加泰罗尼亚借由教堂钟声召唤民兵捍卫故乡的传统。不过,对于教堂钟声召唤百姓参战怀有恶意,卡斯提亚人并非唯一。贝德罗四世征服了起义反抗的瓦伦西亚之后,立即下令处死主导暴动的几名暴徒,处死的方式则是迫使这些暴徒喝下召集瓦伦西亚民兵的大钟烧熔的金属溶液。

或许就因为教堂钟声召唤民兵的传统,贝德罗国王决定召集全民支持对撒丁尼亚岛作战时,刻意舍却总督府旁的布拉特广场,而选择了圣母教堂广场为集会地点。

出身卑微的大力士们义务搬运大石块到圣母教堂,此举堪称百姓同心协力建造圣母教堂的最佳示范。对于他们的贡献,教堂特别感念,直到如今,大力士驮运石块的铜雕身影依然嵌在教堂大门上以及内殿的浮雕和大理石石柱上……处处可见那些辛勤奉献的沿海区搬运工。

犹太人哈斯戴·葛雷斯卡司确有其人,柏纳·艾斯坦优也确实存在,只是,真实的柏纳·艾斯坦优是敌后突击队将领。哈斯戴·葛雷斯卡司在本书中从事的货币交易及其生活种种,皆为作者虚构。圣母教堂正式落成七年后,也就是1391年,巴塞罗那犹太区遭基督徒百姓夷为平地,犹太区的居民或是惨遭屠杀,或是幸运躲进修道院,但也因此被迫改信基督教。巴塞罗那犹太区完全被破坏殆尽,所有民宅和犹太教堂都成了残垣废墟。胡安国王忧心王室财务状况恐因犹太人的消失而大受影响,因此,他特地提出几项对犹太人有利的政策,希望能吸引犹太人重返巴塞罗那;国王承诺扩大犹太区的范围,但以不超过两百人为限。此外,他也承诺废除犹太人必须在王室成员造访巴塞罗那期间提供食宿以及喂养其马匹的义务。不过犹太人终究未再踏上巴塞罗那土地。1397年,国王颁令赋予巴塞罗那不再设立犹太区的特权。

宗教法庭大法官尼克劳·艾摩力后来在教皇协助之下,顺利逃往亚维农避难。不过,贝德罗国王驾崩之后,艾摩力随即重返加泰罗尼亚,继续大力抨击雷蒙·尤尔的宗教论述。1393年,胡安国王下令将艾摩力逐出加泰罗尼亚,这一次,宗教法庭大法官还是接受了教皇的庇护;然而,就在同年,他再度潜入比利牛斯山麓的赛乌德乌尔格(Seu d'Urgell),胡安国王被迫出面要求该城大主教立即驱逐这位大法官。尼克劳·艾摩力再度潜逃到亚维农,直到胡安国王去世,他终于获得继任的马丁国王允许,得以返回出生地吉隆纳安度余生,最后,他以八十高龄死于故乡。关于艾摩力提及的虐囚方式以及地窖必须够阴暗等状况,都是确有记载的事实。

不同于直到1487年才有宗教法庭出现的卡斯提亚王国,加泰罗尼亚自1249年起即已设立宗教法庭,而且完全独立运作,丝毫不受传统教会法令左右。加泰罗尼亚得以成为设立宗教法庭的先驱,主要的目的是借此打击异教邪端,例如来自法国南部的“纯洁派”以及贝德罗·瓦勒度(Pedro Waldo)在里昂创立的“瓦勒度派”。这两派的宗教理论被当时的天主教会视为异端,但两个教派却在曾受法国统治的加泰罗尼亚吸收了不少忠实信徒,“纯洁派”的追随者就包括了比利牛斯山区的加泰罗尼亚贵族们,例如亚尔诺子爵夫妇、卡迪(Cadi)的封主雷蒙、尼奥(Niort)封主吉廉,以及塞尔坦亚的伯爵总督等人。

以扫荡异教邪端为由,宗教法庭从加泰罗尼亚为起点,开始张牙舞爪地在伊比利半岛横行。不过,到了1286年,镇压“纯洁派”活动宣告停止。进入14世纪之后,加泰罗尼亚宗教法庭接获教宗克雷门德五世命令,目标转向严禁骑士们加入“圣堂武士团”,因为邻国的法国已受影响。但是,“圣堂武士团”在加泰罗尼亚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引人反感,而在塔拉戈纳大主教为了解决“圣堂武士团”事件而召开的会议当中,与会的所有主教一致同意,自首者皆无罪,不需要以异教徒的罪名审判加入“圣堂武士团”的人。

“圣堂武士团”事件之后,加泰罗尼亚宗教法庭转而瞄准“贝格派”,后来,宗教法庭在几件案件的裁决中裁处犯人死刑,基于教廷规定,处决宗教犯应由一般司法单位执行。到了14世纪中叶,就在1348年,瘟疫肆虐整个欧洲,死亡人数难以估算。相对之下,犹太人口反而有逐渐增加之势。此外,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各种指控依旧相当普遍,这时候,已经没有可以审判其他异教徒或宗教支派的加泰罗尼亚宗教法庭,他们遂将注意力转向犹太教教徒了。

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卡门,没有她就不会有这部小说;我也在此向鲍裴瑞斯致谢,因为他和我一起经历了同样的热情;感谢巴塞罗那写作文艺营,因为他们带领我进入了文字的奇妙世界;我也在此感谢我的经纪人桑德拉·布鲁娜,以及我的主编安娜·里亚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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