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哲尔吉·康拉德,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原创 qiangshuai521  2020-02-11 22:19  阅读 151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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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最后一年的某个灿烂夏日里,我站在圣乔治山上一座衰败酿酒坊的门廊台阶前,有幸观察了世界变换颜色并沉入灰暗中。
中午的铃声响起。我在昨天抵达。乡村很美,而我的家人更美。我的旅途故事引得我最挑剔的听众发笑,而我收到了众多且种类丰富的礼物,因此很高兴:阿龙给我画了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上面有一头吃惊不已的鹿,跟他的父亲出奇相似;约西给我雕了一根拐杖,刻着“给爸爸”,很快这根结实的长拐杖就会陪我上山。
我在路上花了一整天——先是坐飞机,然后坐火车——但是晚上我就到达了这个休憩之地。现在,我把后背靠在不平的石墙上,坐在花园里位于丁香花和胡桃树之间的皂荚木长椅上,听着风声飒飒和燕子啁啾。我能感觉到波浪在额头和山丘之间敲击,那里在远古时期曾充满了火山岩浆,但是几千年来至今,它只充盈着果实、水和香气。
现在大部分房子里住的都是寡妇。和她们的男人比,她们跟生活相处得更融洽:男人们会坐立不安,主动出击,好奇该在世上做点什么,结果落得不同的来世;女人们则在我们现有的世界里慢条斯理地过日子。
当我开着窗户坐在书桌前时,我能看到海吉毛高什的乡村世界:我的儿子们在一群朋友里旋转,邻居的年老妇女、拖拉机司机、推土机司机、油漆工、马夫、酿酒人、总是成群行动的吉卜赛家庭、在马车车厢里上下摇晃着婴儿或者牵着孩子的手的年轻母亲、弯腰挎着小包出来散步健身的老妇人、扶着拐杖小心翼翼迈步的老大爷。
从我窗前鱼贯而过的当地人和我相互打招呼。村里最穷的老人有时候在从酒吧回家的路上跌入我家前面的花圃里,或者倚着拐杖,在菩提树下的长凳上打盹。如果他有更多钱,他只会喝更多酒。老人们现在都孤独。他们暂时不依靠那些自给自足的人也能继续生活,紧接着他们做不到如此的日子就到来了。
现在夏天已过半,日子渐短,虽然太阳还是高高地悬在空中。中午的铃声响起。一层雾气笼罩了长山的山脊。车轮印陪着我经过草地,我的双腿带我飞奔过有泉水的大地。不受豚草困扰,我用力闻了一下灌木丛。我遇见了一个抱怨自己右腿的牧羊人,我的左腿有毛病。牧羊人左侧躺感觉好些,但是躺在心脏那侧对人不好,所以他整晚都在辗转反侧。干净的泉水从一只百年木雕狮子的嘴里涌出,流到一个长着青苔的池塘里,而池边的柽柳正在发芽。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事就是一直爬山。
苏西挨着我跪在长椅上。“我要画出很美的东西,美到你不能相信,而且我是为了你而画的。”她用红色铅笔画了一些网格。
很快就画完了,她要了另一支笔。“真美:树枝上滴下来的小水珠。”她低声说道。
她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八十岁了,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快乐总是短暂,像是假期。还没反应过来就结束了。
每天下午我们都去湖边,在那里尤特卡给约西租了皮艇,约西在七岁时就在划桨、翻墙、爬绳子、用各种可能的姿势在自行车上飞速骑动。尤特卡过生日时得到了一辆新自行车,她穿着白色的宽松裤子骑遍了邻近的村庄。她回来的时候双颊通红,充满热情。前一天她说她觉得自己愚蠢,并因此沮丧。我努力说服她事实与之相反,但是徒劳无功。
“那就算你真的愚蠢又怎么样呢?你比我聪明多了。”
尤特卡笑了。
“活多久算是有意义呢,儿子?”我母亲曾经这么问我。
“直到我们死去,母亲,”我说,“肯定是到那时为止。”
早餐时的气氛很愉悦。连尤特卡的头都不疼了。是的,阿龙睡觉的时候被毒蛇袭击了,醒来时他注意到了腿上被咬的地方的红点,但是他没有抱怨疼。约西问到当天的计划。家长服务局有没有给人民也就是孩子们安排足够丰富的娱乐?够玩一整天的?
我保证说下午会去马戏团。我打电话去问有没有表演。是的,他们告诉我,会有大象。我在车里,坐在妻子旁边,递薄脆饼干给她嚼,递水给她喝。她一直没有把眼睛从路上挪开。
与此同时,哄孩子,让他们安静下来,管苏西以及想办法让他们闭上眼睛试着睡一会儿的活儿也一刻没停。我只是慵懒地盯着前方,给她递水。如果尤特卡不满意或者(说起来都可怕!)开始抱怨,我不会做任何反抗,因为这世界是尽善尽美的。就算是等待着我的大限,年老带来的一系列挫败,也比之后要发生的事更有趣。至于复活,我当然相信它了。它每天早上都在发生,除非表演因为技术原因取消了。
明天之后尤特卡就满四十五岁了,明天我就六十六岁了。我们两个都是白羊座。我们相互认识二十多年了。就算她什么都不说,我也能感觉出来她在想什么。她背负着三个孩子和一个丈夫,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实际问题。分配赞扬、在角落避难、编造难以置信的故事、详细讲述刚过去的一天、主持夜晚的仪式;从英语课到刷牙到爬上床,完全控制所有这些事要付出的努力可不小。九点后(经常快十点了)她一从孩子的房间出来,也很快去睡了。她完成了她最主要的工作。
此刻一切都如此完美,我害怕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但是苦涩的眼泪、歇斯底里的哭喊、噩梦、自我流放和逃亡只会投下一点点阴影。每个家庭成员在回想起旧日时光时都只会记得快乐的时刻。
我觉得我是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的。世界落到我的腿上,或者我落到了它的腿上。而某一天我也会突然消失。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坐在凉爽的房间里,我开始写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它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在1945年4月中旬,我收到消息说我的表哥拉斯洛·库恩会在四点半到达。当时他三十七岁;我十二岁。我知道他的第一站是楼下的公寓,他会跟老老少少的女人们打招呼,包括我姐姐埃娃和那个小婴儿(我不记得是谁的孩子了)。接着他会上楼,到当时只属于我的那层楼来,阳台眺望着克勒什河,里面还有书房和酒柜。我做什么都不会受阻止。我可以花一整天阅读和漫步,没人要求我解释我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尽管我不介意有人问我,也不介意因为无知而挨骂)。拉奇·库恩这个年长者令人宽慰,他代表了族谱里的下一代,有人决定了——可能是拉奇自己决定的——他会是我们的监护人,给我们面包的代班父亲,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的父母(他们在1944年5月被带走)从驱逐营里回来为止。如果他们回来。于是我期待着从他那里得到某种说明。
坐在一张大圆桌前,我盯着属于哲尔吉·波加尼的纳吉瓦劳德公寓前门。作为当时的市检察官,他是律师出身,但很快就不得不为强制劳动服务组的犹太人服务了。他的整个家庭都消失了。来自布加勒斯特的表哥拉斯洛·库恩进来时,就像是我父亲走进来了,但是他比我父亲高一头,肩膀更宽,全身上下都大一号,并且比我父亲小十岁。他是一个自信优雅的人,穿着无瑕的西装。你能看出来他把它穿得非常得体。
新来者比当地人文雅,他没有受到被送去集中营的羞辱。先前的战俘觉得活着就不错了,他们负担不起他的慷慨: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能装进背包里的东西。“瑞典大人”,我在姐姐面前这么叫拉奇,虽然我完全明白这称号并不存在。拉奇嘲笑其他人的吝啬小气,有时候会带着高傲去蔑视别人。他的父母曾经属于谦逊的人,而他毫无意愿效仿。当你身高六英尺三英寸时很难当个小人物。
他问了几个问题,只想知道我对我当前的境况满不满意,他向我保证我们不会在那个公寓里待很久:他会在一个月内回来,把我们带到他家,去布加勒斯特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住。然后我们也会成为他的孩子,不管我们的父母回不回来。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如此私密的话题。当我问他在他来之前我该干什么时,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卷纸币,把它放在我面前,说它归我了,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花掉它。他给我姐姐埃娃布置了同样的任务。
之后我吃了很多填满奶油的甜点,去看了好几次苏联电影《战后六小时》。我既不懂俄语对白,也不懂罗马尼亚语字幕,但是看了几遍后我就跟得上情节了。某次有个年轻女人从一扇窗户前朝我善意地微笑。我回去了好几次,但是她不见了。我能应付失落。
我变得有点野了:我会解开衬衫的扣子,伸到胳膊下面挠痒痒。这没逃出若菲婶婶的法眼。
“哦,久里,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怎么把自己弄了这副德行!我们只分开了六个星期,你就染上了这么粗野的习惯!”是的,她微笑着,可能在开玩笑,但是她的话会被当真。
一对路过的兄弟坐在餐桌旁,不停地说他们从劳动营学来的黑色幽默,里面的暴力死亡就像西瓜里的籽一样平常。他们为了从若菲婶婶那里赢得一丝微笑而激烈竞争,那微笑里不变的内敛让我充满幸福。
若菲婶婶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而我则沿着克勒什河来回踱步,看着一个有武装但是衣着寒酸的警察押送着强制劳役者出发去清理废墟。他们要逃跑轻而易举,但是显然没人这么做。我找到了三年前我外祖父住过的房子,发现里面住着陌生人。他们对我的外祖父不感兴趣。他们说他们也被炮弹炸毁了家园。他们主动送我一些面包卷和果酱,但是我谢绝时他们也无所谓。有个小女孩在厨房的角落里画画。我待在那里的几分钟里,她最多只抬了两次头,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仔细打量了对方。在那之后,我好几次经过那栋房子,希望能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她,但是那些曲折的道路并未带来我希望的相遇,我甚至为此想象了不少对话。在我的脑海里,我们进行了非常严肃的谈话。
后来我不再去那条街了,甚至连那个方向都不去了,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吉苏姨妈。她吻了我一下,但是我挣脱了她的双臂,我不能原谅她在箭十字党政权初期毫无预兆地把我们抛弃在布达佩斯。我没有做出会去看她的承诺。她想办法到了纳吉瓦劳德,接手了亲戚的房子和财产。我带着抗议的微笑离开了她,没有告诉她我们的地址。
我对即将到来的布加勒斯特之旅充满了好奇,再加上对于旅行的渴望以及因为期望而产生的兴奋之情,这好奇大大加重了。我听说住在那里的匈牙利人比住在匈牙利本国的边远城市的还多。我们要在拉奇的黑色克莱斯勒帝国大轿车上赶好长一段路,车是他从罗马尼亚王后那里连司机一起买来的。现在获许重新工作了,他就在布加勒斯特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到处做生意,包括科洛斯堡和布拉索夫,而我们沿路一直有亲戚家可以借住。
回顾过去,我发现那年我在文化阶梯上爬了好几阶,从乡村小资产阶级进入了城市知识分子圈,后者需要一种讽刺的风格,与我拜赖焦新村家庭背景的天真乡愁恰好相反。当我表达想要回到那里的渴望时,人们对着我微笑。我说我属于那个镇子,其他地方对我来说只是途经的小站。
我们的两个监护人——若菲婶婶,服装设计师和时装历史学家,和拉奇,纺织工程师和批发商,还是罗马尼亚的蛙泳冠军和著名业余乐团的助理首席小提琴手——都乐意模糊自己父母的出身。这我不能接受,因为我喜爱拉奇的母亲,高大强健的莎罗尔塔姑姑,她特别懂得如何让我开心。每次我们去纳吉瓦劳德看他们,她都会让我坐在能望克勒什河的露台上,如果有风从河面吹来,她会把我裹在丝毯里。接着她会放下一块带草莓果冻的巧克力糕点和小望远镜,让我看着河水从岩石上汩汩流过、鱼儿跃出水面。我可以在那里待上好几个小时。莎罗尔塔姑姑时不时地会从大人的餐桌上给我补给食物,并在我的要求下简要总结他们的谈话,主要讲的是家庭事务和拉奇与那位高个子、金发、优雅且高尚的伊波丽的婚姻,她无所不知,甚至可能超越了拉奇心目中的完美典范。
伊波丽来自科洛斯堡的一个富裕家庭,她上了大学,打网球,做体操,会说德语、法语和一点点英语,还带来了可观的嫁妆。她在礼仪上的理论和操作都无与伦比。她嘴角的一个牵动能表达出其他人教养上的毛病。她从不说一个字,也很宽容,但是她仍然注意到了。
她的公公,多尔非姑夫,跟我父亲一样,曾经做五金生意,但是他的店和身材都比我父亲的小。我不懂为什么拉奇不提他的父母死于奥斯维辛。可能是出于羞愧?他不想正面应对恐惧吗?或者可能他觉得一切都很好,提起这事不合时宜。所有对羞辱和谋杀的谈论都应该是禁忌吗?我父亲对他的姐姐莎罗尔塔只有最崇高的爱和尊敬,从小她就无比温柔地照顾他:她总有东西能给他——一个苹果,一卷线——如果家里气氛紧张,如果我的祖母因为某事而气恼(考虑到五个孩子和住满人的房子,总有恼怒的理由),莎罗尔塔会采取行动,说一些非常好笑的话,让我的祖母笑得满脸通红,她的气恼也消失了——其无比坚实的基础也随之消失。除此之外,莎罗尔塔还有着完美的判断力和均衡感。看看她从所有求婚者中挑选出的身材矮小的多尔非姑夫吧:他是那群人中最有人性的。多尔非姑夫尊敬他高大的妻子,心中充满了惊异。他可能从没想过要背叛她,而莎罗尔塔姑姑正是知足的化身,她唯一担心的是孩子。
莎罗尔塔的女儿,拉奇的妹妹玛格达,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最漂亮的女孩。有一次她和我们一起在豪伊杜索博斯洛度夏,我特别喜欢做的事之一就是清早挨在她身边说悄悄话,闻她身上的香气。大多数时间里我是那个叫醒她的人,虽然她不总是兴致勃勃,有时候埋怨地叫我等着,别在毯子下扭来扭去。但是她一旦睁开双眼,就有奇怪的话要说。
举个例子,她会说,只有坏人能取悦她,她想要在某天遇见一个海盗,或者至少是个探险者。她想要看一看真正堕落的感情骗子,因为她在纳吉瓦劳德的剧院或面包店或女士俱乐部舞会或犹太大节日时的犹太教堂花园里唯一能遇到的都是好心的年轻男人。让玛格达觉得有意思的人都离开镇子去了大城市。她的亲生哥哥拉奇长大之后不再住在纳吉瓦劳德,只有在维也纳或者布达佩斯才觉得自在。他的女朋友如此之多,用上他所有的手指加脚趾也数不过来。
拉奇的来访对玛格达来说是欢乐的大日子。他们会一起走到克勒什河边的公告游泳区域,卖弄他们的仰泳、蛙泳和自由泳,把双臂深深地沉入水下,然后优雅地往前滑。在纳吉瓦劳德,拉奇基本上都和玛格达一起出现,要是玛格达的哪个朋友对她哥哥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她可会做出不少尖刻的评价。尽管我到十二岁才亲眼见到他,但是我听说了很多关于玛格达的厉害哥哥的事,还看过他时髦的样子——穿着骑马装或者网球短裤——在照片上看到的。我还听说有一次因为某个年轻人对玛格达说了句不庄重的话,拉奇狠狠打了他一巴掌,打得那家伙往后跌,越过了公园广场里的长凳才倒下。
玛格达跟我分享了她的怀疑,即她哥哥并不是真正地爱着他妻子,但她至少会给孩子们一个出色的家教。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拉奇会用亲密的人称代词“你”(te)来称呼伊波丽,而她却用没有人情味的“您”(maga)来称呼他,但是在晚间活动时,他们又是不错的一对。1942年,玛格达认识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男人,肩膀宽阔,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他有点秃顶,有长啤酒肚的迹象。这个人的堕落状态笼罩着一层神秘薄纱。坏人身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她说,其实他们都是好人,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
他姓弗洛拉,还经营骗局,至少我的家庭教师利维娅是这么告诉我母亲的。这位弗洛拉先生从甘布里努斯饭店开着斯太尔-普赫轿跑车过来接玛格达,带她去很远的地方。这让我的母亲和家庭教师都很不安。午饭后,玛格达会消失,到晚饭后才回来。他喜欢不寻常的菜,比如说做成棍状的裹面包屑鸡肉,我不怎么被这样的创新吸引。有一次我留了一根这样的鸡肉棍给玛格达,但她看起来并不感兴趣。她说她在德布勒森的金牛饭店吃了骨髓蛋羹。那令我作呕。
一次,我和热恋中的玛格达坐在甘布里努斯饭店的露台上时,弗洛拉先生在我们身边坐了下来。
“你多大年纪,先生?”我问道。
我看得出来他不喜欢这个问题。玛格达试图用她的目光穿透我,但是放弃了。我们沉默地坐着,任由阿科什·霍勒兹的爵士乐队和他的歌手斯蒂菲·阿科什打动我们,可能唱的是一首离别之歌。我蔑视这个有着女人名字——弗洛拉——的老傻瓜,试图让他出洋相。
他喜欢匈牙利大平原区吗?如果他没有为之着迷,那他就麻烦大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提出了最无趣的批评:它平坦而空无一物,偏僻的小镇之间距离太远,连接它们的鹅卵石路会损害他的跑车。他说得越多,我就越高兴。如果这家伙这么蠢,那离玛格达把他赶走也就不远了。但这并没有发生。让我沉默且惊恐的是,玛格达高兴地赞成了,甚至提高了赌注:她完全理解他,这个弗洛拉,这个住在布达佩斯时髦的盖勒特山上并且在蒂罗尔州滑雪的猿人。她自己出身山区——不管怎样在精神上确实如此——挨着比豪尔大区居住。所以是他们两个反对我,匈牙利大平原的富家公子。(你真的能和他合伙串通吗——你和他成了“我们”,而我对你只是“你”而已了?)这个矮胖的弗洛拉会后悔他此时的恣意妄为的,你会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鼻涕虫!他会让你恶心作呕!就在那一年,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怀孕并被抛弃的玛格达,没能把她吞下去的安眠药咳出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躺在她身旁的床边桌上,系着丝带的,是她写给弗洛拉的信。他把它们退回了。
拉奇的到来是场真正的盛会。他会从后座上高高站起,和赶来见他的人打招呼,接着每个家庭成员和雇员都会跟他详细汇报近况,他表达赞扬,说些俏皮话来强调我们在知识上的薄弱。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会根据什么来反对他听到的话。我感觉到他身体内部运作着一件敏感的仪器,稍有刺激就不停颤动,把所有笨拙、过分或微不足道的东西都运送到黑色地带。我怀疑他用烟斗来防止自己回答得太快,尽管如果他立刻把话说出口,话语会显得更为辛辣,但沉思的停顿还是用烟圈镌刻出了真正的警句。没理由把他的话往心里去,但如果他把眼里所有力量都瞄准到你身上,你就完了。
拉奇极其有才华,尤其在创办大型企业上。1938年奥地利和希特勒结盟的时候,他不得不迅速从维也纳撤离,在那里他作为成功商人和马术精湛的骑师获得了进入上流圈子的入场券。他的玑珠妙语、他耀眼且富有智慧的微笑、他毫无瑕疵的礼仪,这些都足以让他留在那里,但是他同时也有某种尊严,某种让其他人追随他的力量:他是那种人们大献殷勤的对象,那种人们想要对他表现出自己最好一面的人。赢得老板的认可并不容易,但他们不断尝试。
在不到一个月后拉奇回到纳吉瓦劳德时,我们已经接受了他成为我们监护人的事。我信任他的原因可能是他太像我父亲了。他是个好人,虽然他的女友之一咪咪总是因为他不在而不快乐,这多过和他在一起时的快乐。
有一天,一位衣着入时的年轻女人在街上跟我打招呼,轻快地问我的名字,根据拉奇的描述和我们的长相相似处,猜测我是谁。我点头。“是的,那人就是我。”这样一位穿着皮草并散发着甜美香气的美女会认出我,她竟然觉得值得这么做,这让我惊讶。她在雅伯特糕点店里摘下帽子,任自己的深金秀发散到背上,然后点了一杯茶。她把手肘支在大理石桌面上,把下巴放到拳头上,近距离地打量我。接着她微笑起来,像是在说,我们谈谈吧!
我去过那里好几次,一成不变地点奶油蛋糕(香草味,在拜赖焦新村的彼得里克糕点店里它也是我的最爱),但是这次,为了让我新朋友高兴,当她指着糕点柜说“这都是你的了!”时,我热情地做出了回应。这让我做出这个女士倾向于过量无节制的结论。咪咪打听了拉奇和家人的事,想知道所有事,因为对她来说,他太沉默寡言了,任何人的好奇心都会激怒他。“任何人跟我说的话我都会倾听,但是我不会问别人任何事情。”有一次在我用问题轰炸完他后,他这样告诉我。
咪咪头脑敏锐,口齿伶俐,自称在两天内读完了《蒂博一家》,一部厚厚的两卷本长篇小说。在布达佩斯围困期间,处于若菲婶婶的威权下,我和这本书曾经有过相当不舒服的关系:她让我在手臂下各夹一卷,让我的手肘保持在身侧,并防止我“像头母牛一样”靠在桌子上。虽然在我母亲和家庭教师的努力下我得到了良好的训练,但我总是屡教不改,把手肘放在桌子上。“要知道,你可不是在酒吧里!”这是我经常听到的话。(“这真是太遗憾了。”我会这样自言自语。)
不管怎样,我和这部内容丰富、非常充实并且随时能够提供深入滋养的小说之间的关系,在布加勒斯特延续了下来,因为伊波丽也注意到了我爱把手肘支在桌上的不良习惯,更别说拨弄杯子的动作了,就像我每次在新村的酒吧门口瞥见里面的男人们做的那样。我一告诉她我和蒂博一家的古怪联系,她就到书架上抽出了同一版本的书。在布加勒斯特,它的分量一点也没减少。她试着进一步提高我的教养,让我用叉子的凸底而不是凹面把黄油蒸豌豆送进嘴里。(约十年后,我写了一篇关于罗杰·马丁·杜·加尔的长论文,出于骑士精神,或者是对这位可靠大师的致敬,因为我在战时动荡之后体验了真正的资产阶级美德。)
我跟咪咪提到若菲婶婶的教学过程的那天,我挑衅地把我的手肘放在桌子上,她说,“你的家人是一群恶棍!”然后拨乱了我的头发。她的指甲很长,当然涂成了红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个月,我敢说,就算在雅伯特糕点店里这也是罕见的奇观。她问起了我们的家族。她自己的大部分家人都过世了,本来人数就不是很多。咪咪是一桩毫不正常的婚姻的产物,从小就决心要变得富有出名。后来她又加了一个愿望:活下来。她觉得她像玛格达,或者是玛格达像她。她们俩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经常被拿来比较。她们通过赞扬对方的美丽解决了这个问题。她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变亲近。
跟她也一样,拉奇对自己的父母避而不谈,奥斯维辛的受害者,但是他也不提美丽的玛格达,她从来没到过那里。“感谢上帝。”咪咪会加上这句话。即使如此,她也过得不轻松:她逃到了属于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在那里犹太人没有被驱逐到波兰,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成千上万地被枪杀。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咪咪被带到了一座无处可逃的岛上:所有尝试逃跑的人都被开枪打死了,到春天,剩下的只有他们的残骸。
你仍然可以利用假结婚、贿赂或当局的冷漠从缝隙中脱身:咪咪在俄国人来后不久到达纳吉瓦劳德,照管她母亲在那里的房子,在里面填满了她被驱逐出境的富有阿姨的家具,点亮银烛台上的蜡烛。她逐渐了解了拉奇的口味,做他最喜欢的菜,减弱一方面,提高其他方面,通过神秘的、半隐蔽的供应链得到调料。“你这个挑剔的表哥可是个美食家。他开始长胖了。你注意到了吗?”咪咪透露,她亲手改大了拉奇的裤子。作为一名接受过训练的裁缝,她希望在佩斯的中心开一家时尚沙龙,可能在赛尔维塔广场——是的,她在罗莎瓦尔吉音乐店的隔壁挑好了地方。要是他们俩都没被死,战后拉奇会在那里找到她。咪咪猜到了有可能布加勒斯特对拉奇来说不够大,他需要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他曾经在那里度过好时光。他甚至对咪咪透露了他未来的公司名字:泰尼康(Technicomp)。
“喜欢这个名字吗?”
“嗯。”
拉奇不想要合伙人,因为他想自己做所有的决定。可能他会让她在服装厂当设计师,咪咪说,但是现在销路好的是工作服。不过,它们也可以很吸引人。据称拉奇被她的生产力震惊了:每次她去纳吉瓦劳德都穿着不同的行头,全部由她用惊人速度设计和制作。
“你这个暴君表哥确实很爱新奇花样,”咪咪说,“但是别担心,他不会抛弃你的!他只是有点不好相处,不让自己被爱。他也没有把我宠坏,但你没事,”她加上了点嫉妒的语气,“因为你可以每天跟他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而他会是我永远的未婚夫。”她说话时带着一种梦幻般的悲哀,因为把头发放下来了而略微焦躁,但她猜测拉奇喜欢跟我说话。
他也确实如此。拉奇和我甚至谈论过政治。他让我给他挑一份《火花报》,罗马尼亚共产党报。当我问他为什么想要这份报纸时,他说出了我在布达佩斯曾听我美丽的舞蹈家朋友玛格达说过的一样的话,那是她尝试从边境逃跑而背部中弹的几年前。她当时论断,共产主义者是纳粹、箭十字党和铁卫团最坚定的敌人,所以他们是她最信任的人。我回答道,这不完全属实,因为我在新村听说过箭十字党人转变为共产党的故事——一日大嘴巴,终身大嘴巴。但是拉奇选择相信工业状况会好转,最终进入企业的时代。我跟他讲了俄国人的故事和他们醉酒后的疯狂开枪射击,以及我是怎么拉住一个正在伊姆雷叔叔的院子里排空膀胱的俄国人、没让他掉进井里的事。
哦,当然了,他说,他也有这样的故事,但是我应该记住他们是解放者,我这条命都是他们救的。我承认这点,但我才活到十二岁就在诸多方面上受人恩惠,以至于我在感恩上变得慵懒,并觉得拉奇对共产党的乐观慷慨过分轻率了。
正如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副经理庇庇说的,“理论很美,但说到现实,老天啊,悲哀的是,现实令人怀疑。”他会一大早打电话过来,用他刺耳并略带不耐烦的声音宣布:“这是庇庇!”他对于我不能用法语帮他给拉奇传话很吃惊。当我提出用德语传话时,他谢绝了,说算了,德语是他目前敬而远之的语言。对于俄国人一天内在布加勒斯特征用了一万辆车的事,庇庇一点也不觉得了不起,他还在饭桌上公开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经常和拉奇及其家人在那张桌子上用餐,他们在谈话过程中抽着雪茄、喝着法国白兰地,就像真正的资本家一样。
回到沮丧的咪咪:我们在糕点店的对话中,事情变得清晰起来,她不仅在徒劳地等待她永远的未婚夫,而且还会继续等下去,就算她和其他人结婚也一样。“要是有一天你表哥离开了他的聪明妻子,然后说,‘跟我来吧,咪咪’,那么疯狂的小咪咪就会尽全力飞奔过去。她会抛弃她的丈夫和家庭,只为感受你珍贵的表哥用沉重的手抚摸她的头。”
几滴漂亮的泪滴顺着她的鼻子流下来,她用香喷喷的手帕擦掉了它们。尽管咪咪承诺说会去看我,但我再也没和她见过面。不过,我确实看到过她一次,但她没有注意到我,或者假装没注意到。她刚刚从一幢建筑里出来,正好一辆黑色大莫里斯轿车在路边停下来,开车的是一个理着平头、戴着墨镜和皮手套的男人。咪咪上车坐在他旁边,用手抚弄他的头发。鉴于我看到的情景,我认为拉奇对咪咪的热情是鲁莽的精力投入,纵然我做了道德反思,我还是得出结论,就我们而言,公认的不忠并没有让拉奇变得不可靠。
因此我姐姐和我决定让拉奇知道我们的秘密:埋着的金子。在一个不锈钢盒子里有两公斤金子,一半在手镯和其他首饰里,剩下的形状各不相同。我们到拜赖焦新村的第二天,我们在房子的地基上进行了干劲十足的检查,那里除了瓦砾外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查看了连着院子的五金店,认为一个角落的松脆地基暗示着某种挖掘,但是离门口一米远、踩得非常严实的地面下并没有挖掘的痕迹。
我们向对方点了点头:随便哪个傻瓜都能想到在角落挖坑,但是离门口和墙一米远的地方就不太像藏东西之处了。虽然一个盒子已经不见了,另一个可能还在原地,埋在土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挖出来,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安全。所以我们把秘密告诉了拉奇,让他解决东西该放哪里的问题。第三天晚上,拉奇说,我们次日早上九点开挖。
我们开了三辆车,由五六个短上衣下面别着手枪皮套的犹太男人护送,他们之前参与了强制劳动,失去了家人,认为自己在帮助县里唯一一对幸存的犹太儿童。他们带来了铲子,并在挖地的时候守着门。过了好长一会儿铲尖才戳到金属。他们把盒子抬起来,放进袋子里。我们立刻返回,去见那天早上在新边境用同情的眼神通过了我们的护照,准许我们进入匈牙利的边境守卫和俄罗斯士兵。他们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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