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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qiangshuai521  2020-05-07 18:14  阅读 483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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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的education(教育)一词来自拉丁词根,意思是“引导”。受教育或许就是引导人走出自我。艾丽丝·默多克曾这样描述学习外语的经历:

假设我正在学俄语,要用命令式结构表达尊重。学习俄语的任务很艰巨,或许永远不能完全达成目的。我要做的就是逐步揭露出独立于我之外的某物。我付出的注意力得到了现实的回报,获得了知识。我对于俄语的喜爱使我走出自己,接触陌生事物,我的意识无法占据、吞噬、否认它或使它失真。1

学习俄语是学习新的表达能力,可能也是学习新的思考能力。人必须学会在某种环境中的行动能力,否则就会对这种环境困惑不解。我们对于自治的痴迷掩盖了我们对这种发展的理解,因为在任何卓越的人类表现中,人所练就的技能都是通过服从积累起来的。用默多克的话说,就是服从于“权威结构”。这种结构提供了注意力生态,思想在其中变得强大,实现了真正的独立。在本章中,我希望探索在自治理想和教育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紧张关系。

这一提议可能令人难以接受,因为自治或许是现代生活的核心。它始终围绕着个人主义、创造力和其他任何表达存在英雄主义的术语,我们每天都被寄予厚望,渴望实现这样的英雄主义。现代人把尊严都寄托在这一观点上。

因屈服而强大

想想另一个例子:成为音乐家的过程。通过学习一件特定的乐器,使手指屈服于琴格或琴键的规则。音乐家展现表现力,前提就是要服从。服从于什么呢?也许是服从于老师,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也有自学成才的音乐家。她要服从的是乐器本身,这反过来符合音乐经由数学方式表达的某种天然属性。比如,以某种压力长拉弓弦可以将音阶升高八度。这些事实不由人的意志产生,也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音乐家的学习过程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能动性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只有在具体范围内才会产生。学俄语的例子表明,这些范围不一定是物理的,重点是它们存在于自我之外。

音乐家的服从还有其他几个层次:弹奏前必须有曲子。或者她可能即兴表演,但仍然在既定的旋律形式之内。这些都不是自然的既定事实,而是文化上的,或是混合利底亚调式的,或是晚间拉格式的。从更广义的音乐性来说,她弹奏的是某一种音乐流派,可能是硬博普乐或西岸酷派、印度音乐或卡纳塔克邦音乐,或者是几种风格的自由组合,但不可能无中生有。回溯历史就会发现,文化形态是过去人们行使自身意志的产物,过去必须有人发明了混合利底亚调式。但从当前任何个人的角度来看,文化形态只是既定的可能性的范围。这是我们在第三部分中要讲到的“传承”。的确,不同情况下的文化形态对大多数我们这些平凡人而言都是必要的。

我曾经去听蓝草音乐(bluegrass)吉他手托尼·赖斯(Tony Rice)的音乐会,当时觉得他无所不能。他能如此行云流水般地掌控自己的乐器。但是,如果想要借助一个词语来表达在未受教育的情况下行使意志,“自由”可能不是最佳的表达。如果可以称之为自由的话,他的自由是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因为它是为音乐理念服务的。这些理念是他自己的,但也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他的表现力是从艺术构造中诞生的。

蓝草、爵士或古典印度音乐家之间的即兴合作演奏,就很好地证明了我所说的注意力生态。这种即兴创作得以实现是因为各种音乐在形式上互相融合、互相适应。它们的历史已经成了遗传物质,构成了其自身的创造性。一位演奏水平高超的爵士音乐家说起《爵士真经》(The Real Book)里的话,就如同老到的传教士传福音一样自如,这本书里的话就成了典故。其他演奏者可能会拿起它,评论它。它可能会爆发出新的可能性,因为又有人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即兴的创作。随机应变,伺机而动,新形式就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产生了。

请注意,在我刚才对于创造力的描述中,暂不考虑“同一性”与“个性”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生态群落中,成员的资格是产生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学习俄语意味着成为说俄语者群体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就不存在所谓的“俄语”。蓝草音乐也是如此,这些群体与美学传统一起提供了文化夹具,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以这种方式强调群体,意味着站在了美国人信条的主流,即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我们不需要读笛卡尔,就会成为笛卡尔的信徒。笛卡尔的探究,一开始就撇开了所有从“例子或习惯”中获得知识,以改革我们的思想,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基础。2笛卡尔认为,将思想从任何群体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才能变得理性。康德持相同意见,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而在于不经他人引导就缺乏决心与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解。此外,懒惰与怯懦导致大部分人仍然身处不成熟状态之中。3

这说明,认知个人主义是道德理想,至少是类似于指导我们如何获得知识的学说。它与贯穿美国文化的“真实性”理想密切相关。爱默生在《论自立》(Self-Reliance)4中写道,社会阴谋丛生,阻止每一个社会成员走向成年。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写过,他眼中的英雄人物会随意跨过和走出那种不适合他的习惯、先例或权威。他还写道,你将不会再从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中接受事物,也不会借死人的眼睛观察,或从书本中的幽灵那里汲取营养。为了过真实的生活,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一个世纪后写道,一个人必须脱离社会,生活在无根状态之中,踏上满足自我反叛需要的未知旅途。5

威尔弗雷德·麦克莱(Wilfred McClay)在他的作品《无主论》(The Masterless)一书中写道,在经历极权主义之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知识分子高度警惕任何对个人主义的威胁,并认为在国内存在大量此类威胁。不止梅勒一人认为,在国家的手中瞬间死去,或通过服从一致慢慢死去,二者之间并无区别。麦克莱写道,毁灭极权主义和实现不受阻碍的自我,这两个幻想是联结在一起的,共同证明了应继续依靠含糊不清的个人自治概念和一个更不牢靠的理念,来实现真正的社会连通性。6

麦克莱所说的含糊不清的个人自治概念指的是,将自治简单地视为他治的对立面。从杰克逊时期到垮掉的一代,对美国人而言,令人不快的他治总是来自他人。自治与他治存在显著差异,文化若建构在这一基础上,就很难清楚地认识注意力,即我们与世界相连的能力,因为所有头脑之外的事物都被视为束缚的潜在来源,对自己构成威胁。这就使得教育变得十分棘手。

玻璃制作:共同注意力在起作用

我曾看过三个玻璃制作工人一起工作。彼得·霍克(Peter Houk)是麻省理工学院玻璃实验室的主管,也是全美顶尖的玻璃吹制工之一。埃里克·德曼(Erik Demain)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的教授;他的父亲马丁·德曼(Martin Demai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驻校艺术家,他与他的儿子合著了100篇科学论文。他们三人每周聚在一起几次,制作玻璃。一开始他们似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的,然后逐渐有了明确的目的性,也更耗费时间,以至于占据了他们学术研究的时间。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为玻璃制作本身而合作。如此一来,他们自觉地参与到这项古老的艺术中来。玻璃制作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埃及法老时期。

我看过他们设计并制作的一根手杖,像拐杖或理发店的条纹柱,长约5米,从熔制不同颜色的玻璃液开始。他们首先在计算机上设计了它的截面。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能够预见扭曲、拉伸过程中截面的转变。同样地,他们也能反过来从手杖的预想效果倒推何种截面能够经过扭曲、拉伸形成这样的效果,这就是数学家所说的螺旋变换(screw transform)。他们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程序,以更好地展现这一过程,也能帮助初学者在设计过程中看清楚完整的效果。

在这里,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玻璃液纯净的美丽。温度和化学过程的不同决定了颜色的差异。玻璃液滴周围的空气好像也变得清澈透明,带着热浪微微发亮,逐渐散开。

彼得、埃里克和马丁一起从玻璃熔炉中取出不同尺寸和形状的玻璃液滴。玻璃液滴因为热质量不同,内部呈现不可思议的热梯度。他们频繁地将其放入熔炉炉口中,以维持玻璃液滴的流动性和熔融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时机。有时,他们会将一端浸入水中,冷却一部分表面,或者用丙烷对表面进行加热。彼得·霍克在邮件中曾写道,在复杂的工艺制作中,一定要密切注意进展,团队要适时改变方向,而且通常要十分迅速。沟通十分重要,有时候行动的速度甚至需要比口头交流更快。

玻璃制作的过程十分紧凑,但是三人不慌不忙。他们步调一致地在工作坊里移动,出奇地冷静,这的确令人吃惊。霍克认为这种合作模式是他最希望教给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的东西。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总想要将过程缩减为一组公式,描述热传递、黏性等。但是玻璃液在塑形过程中的下垂、旋转、凝固必须从杆子的一端去感知。霍克说,你不能真正看到在你操作计划之下的热传递,只有通过真正操作,玻璃才能展现它目前的状态以及可能的变化轨迹。

对于复杂的玻璃制品,完成这些操作不止需要一双手,每双手都要就自己负责的部分根据目前状态进行调整,也需要关注在合作者手中正在成形的部分。

总的来说,霍克是这个团队的“队长”:他是团队的领导,总览全局,负责与助手进行沟通。他自己和他手头上的作品就是注意力的中心。在这一位置上,他就像在指挥群舞,必须具有高度适应性,像玻璃一样能够流动或熔化。他对我说:

不同的领导者有不同的风格,在开始制作前和在制作过程中与团队的口头交流有多有少。一些领导者,比如著名的威尼斯玻璃吹制工利诺·塔亚彼耶得拉(Lino Tagliapietra),工作全程几乎保持沉默。即便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会简单介绍如何开始着手,其余时间几乎不会说话。我看过他工作很多次,他的制作过程令我想起了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和他的乐队:不会提供过多的信息,然而以高度结构化的系统进行即兴演奏。利诺的助手必须能够通过非语言线索以及观察玻璃情况解读目前进展如何。这就是为何他的团队15年都未改变。威尼斯传统中,大师和他的第一、第二助手在整个职业生涯都相处在一起,这是非常典型的。看着这样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对玻璃进行即兴创作并非易事。如果没有预先的图稿,可能完全会被搞砸。玻璃液不是一种容忍度较高的材料,界限非常微妙。有些时候情况不妙,玻璃出现了突发状况,不同的领导者和团队如何应对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的会继续,有的会砸了并把碎片丢弃。利诺曾对我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个好的玻璃吹制工,不是取决于他能创作出什么,而是取决于他能解决什么。

玻璃吹制工经过一系列操作后最终完成了作品,但这些操作并不能在事先就进行详细具体的说明。然而,最终的成品就是团队协作策略的记录,每一件都对应不同的操作过程。亲眼看过玻璃制作之后,我只能将霍克和德曼父子最终完成的手杖看作一种生态样本,它代表了被封存的共同注意力。

这种观点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的生态隐喻(ecological metaphor)会产生什么后果?我认为这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能力从何而来,帮助扫除对教育的误解。这种误解深深植根于西方国家,当前处在特殊危险之中。

科学发现作为个人知识

迈克尔·波兰尼说过:

一种工艺,若不能予以详细说明,就不能通过指令传递,因为它的存在本身没有指令。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师父向学徒实践展示。这就限制了这项工艺的传播范围,由此我们发现技艺倾向于成为局限性极强的地方传统。7

这里,波兰尼谈的是工艺知识,但是他说到了更广义的认识论观点。波兰尼是20世纪中叶最杰出的物理化学家之一,他后半生致力于研究哲学,以求理解自己科学发现的经历。他详细阐述了“隐性知识”,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关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以及更广义上关于理性本质的认识。逻辑经验论者认为理性类似于规则,但波兰尼是一个科学家,他依靠的是大量难以明确表述的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固有特征。他认为理性是“个人的”。他解释说:

现代科学宣称要建立完全超然、客观的知识,达不到这种理想只能被视为暂时的瑕疵,必须要消除。但是假设这种默认的想法是所有知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会在实际上摧毁所有的知识。精确的科学思维从根本上变成了误导,并且可能成为具有摧毁性质的谬论。8

理解波兰尼所说的“具有摧毁性质的谬论”是何意思,可以从他的生平入手。波兰尼是匈牙利人,反对苏联的科学研究规划。为服务于社会公用事业,苏联试图将科学研究纳入“五年计划”,这促使波兰尼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了这种规划在科研上的局限性。

波兰尼认为,科学探究首先是实践,最好就是将其理解为工艺。他说:“我将认知视为对已知事物的积极理解,这一行动需要技能。”他将科学类比为工艺,我认为两者具有更高的相似性。当然,这两种表达说的是同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与现实事物打交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写道:

虽然好几百所新兴大学都在教授学生科学的内容,无法言明的科研方法却没有渗透到这些领域。欧洲地区一些400年前匮乏时期的科研方法,在今天(1958年)仍然比国外某些资金充沛的科学研究更加卓有成效。如果年轻科学家没有获得在欧洲担当助手的机会,如果没有欧洲科学家移民,海外的科研中心很难有今天的进步和发展。9

学徒制作为通识教育

波兰尼的上述说法不是“欧洲中心论”,他想说的是发展科学首先要有科学家。科学家是逐步培养成的,他们不应受到任何利益或公共目的影响。

自从波兰尼所写的那个时代开始,美国开始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在自然科学的研究生院,第一年学期结束时要进入实验室,然后在之后的7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将在实验室内度过。长期投入于某一领域的实践和探究,你将成为这一学科的内行。你会使用该领域的行话,虽然难以明说,但共享着某一种感觉,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值得研究,应该重视什么。在做学徒期间,你会犯新手会犯的典型错误,在老师或者更年长的研究生面前出丑。然而,当你感到技能精进时,会惊喜地发现,你正在成为专家。通过这些体验,理论思考和方法工具相结合,产生参与感。这不仅仅是接受了一组规则,而是对规则的判断已经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过程,你获取了某种独立。10

这种科研学徒文化并没有在波斯湾石油国家发展起来。即便资金雄厚,公共用途紧迫,但这些国家可能会复制20世纪中叶的美国模式,依靠移民科学家起引导作用,就如当时的曼哈顿一样。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利用相同的物理常数手册、相同的教科书和研究杂志,充足的研究资金,但还未开始以个人知识模式进行科学探究,并非由社会孵化成形,而是初始于模仿。“曼哈顿计划”中设定的导师制,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美国本土大学此后也加以效仿。我的父亲就是受益人之一。结束了欧洲战场的战斗以后,依据《军人退伍法》(GI Bill),他得以进入专科学校学习,之后又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来加入了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ouis Alvarez)的实验室,成了博士生导师。那是气泡室出现的年代,粒子物理学开始萌芽。我父亲过去常常给我讲一些故事,有些是一手的,有些是实验室里时常听到的传说,都是关于那个时期在物理学界独领风骚的科学家们。

科研学徒文化早期在欧洲发展,后来传到美国,这一过程没有依据任何现代科学的自我理解。波兰尼写道,仿效学习就是服从权威的一种表现。你跟随导师,因为你相信导师的做事方法,即便无法详细分析和说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11如果你像笛卡尔一样,认为理性就是拒绝榜样或习惯,改革自身想法并将一切建立在完全属于自己的基础之上,那就完全无法忍受上述做法。笛卡尔观点的悖论在于,它的出发点是彻底自我封闭的,认为人应该不带任何个人色彩去理解事物,以保证获取客观知识,即不受认识者本人污染的知识。波兰尼将整个程序颠倒过来:在实验室的社会情境下,服从于权威,人能够发展某种技能。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探究形式,其中个人参与是不可或缺的。

让我们细想波兰尼所信任的角色:“你跟随导师,因为你信任导师的做事方式。”这表明师生之间存在道德关系,这是教育过程的核心。学生当然相信导师是充分有能力的,但也必须相信导师没有任何操纵意图。前文提到的启蒙认识论的起源中正是缺少了这种信任:彻底拒绝他人证言和示范。这种拒绝源于一种理想状态:从国王和神父的操纵中解放出来,然后发展成认识自我责任的状态。但是原本的怀疑伦理始终留有一丝痕迹。这种怀疑的立场发展为一种荣耀,或认识上的男子气概。权威通过主张知识维护自己,服从于它意味着须承受受骗的风险,这不仅侵犯了自由,也践踏了自尊心。

如果波兰尼所说的科学家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那么实际上科学实践的发展就抛开了它的基本启蒙信条:需要信任。如果认为有一种科学发现的方法,可以单纯地通过指示而非个人示范就能传递,这种想法与我们的政治心态一致,显然会更有吸引力。“方法”一词隐藏着人的自负,认为仅需要按照某种程序,就会有科学发现。不需要长期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实践和探究,不需要熟习它独特的审美享受,也不需要情感与判断相结合,只要遵循规则就好。方法这一概念承诺使探究能在某一种自我(康德的“理性存在”之一)当中普及,即不要求任何经历作为先决条件:不处于情境中的自我。

波兰尼发现,这种对科学实践的错误理解,常与根据社会目的指导研究结合在一起,后者可以苏联的“五年计划”为例。

目前美国大学正朝着工商企业方向转变,这会对我们的科学和人文传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取代了面对面的教学,效率得到大幅提高。我经常观看YouTube上的教学视频,学习计算机辅助设计,以及如何建立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等,都能够指导小范围的技术问题。然而在艺术和科学领域,老师终其职业生涯都在解决某个学科内的问题,而在线开放课程将该学科中能够表达的内容从师生互动中分离出来。那么,制度的发展,与我们所假设的完全“清楚”的理想化状态,即精确的形式化,二者之间就存在某种调和,这可能实现,而且正合心意。如果实现,就使某领域的知识能够以客观方式传递。但请注意波兰尼的警告:排除知识中所有非人为的因素,实际上是在摧毁所有的知识。

波兰尼论证了在专门技术中无法明说,需要心领神会的隐性知识所起的作用。他将个人努力看作知识探索的核心,将其理解为技艺。他表明了科研能力是通过师徒关系反馈给权威导师的。“因此,被一代人淘汰的技艺就会完全消失。”他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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