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愿的冲撞,社会等级的歧义如何孕育冲突,[美] 罗杰·古尔德,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原创 qiangshuai521  2019-12-11 17:21  阅读 44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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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群体研究传统从一开始就关注承担任务的群体。但纯粹的社会关系(很少或没有工具性成分的关系)也可以是等级性的,甚至可能更令人痛苦,因为它们比任务群体更加具有个人色彩。青年群体民族志以及对学校的社会计量研究一再发现:少数人获得了大部分来自他人公开展示的尊重和支持,而多数人很少受到尊重或根本没有,还有一些人(通常非常少)则是众人一致嘲笑和羞辱的对象[14]——任何在这类环境中待过的人都有所了解,但可能难以用概括的方式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环境甚至比工作组织更接近荣誉社会激烈的竞争世界,虽然受到制度权威的严密监管,在形式上没有那么极端。人们的地位竞逐基于不同的方面(最常见的是运动能力和身体吸引力,智力和艺术才能远远不及),但精英成员资格通常是一种常识:它被广泛接受,以及被认为广泛接受。事实上,学校和非正式青年群体同样采用着装风格(在两者中都是所谓的“颜色”)来标记等级区隔和成员身份。

等级区隔为何与支配关系有关,这在非正式群体中更为清晰。按照定义,群体成员毕竟互动频繁,青年群体中的高阶成员指示他人的行动,与正式群体中管理者指挥从属者,发现两者相似不足为奇。但学校的规模可能很大,相应地,任意两名学生(尤其是地位不同的学生)之间的互动就变得稀少。而且在学校或附近地区,学生大多受到严格监管,任何人都没有多少空间告诉他人如何行事。有人或许会说,这类例子中的地位等级与我定义的支配(一方较另一方对双方下一步行动有更大发言权的关系)没有多少关系。

但即使在这类情况下,社会关系中的不对称性都有清晰的例子,而且这些不对称性确实影响学生的行为方式。在官方着装规范的限制下,高阶学生的穿着会对其他学生造成巨大影响,这既是暗示性的,也是言语压力的结果(其他非精英的学生所采取的制裁与社会管理者一样多)。与此相似,高阶学生也决定了发型和外观的其他方面,以及音乐品味、言语行为和对其他学生的评价。在这样的情形下,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据社会认可对青少年的重要程度,以及高阶学生以他们自己的行动影响认同分配的程度,普通学生对高阶学生认可的依赖,远高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通过微笑、尊重的姿态、致意、入座同桌的邀请,精英学生可以将其他人提升到接近精英的等级。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贬抑自己不喜欢的人为贱民,或至少变成社会隐形人。其他学生可以抗拒这些精英主导的分类,某些人就公开建立了反对群体(书呆子、少年犯、哥特族等)。但许多人都表示喜欢和羡慕校队运动员、拉拉队长以及他们的跟班,并且十分珍惜偶尔得到他们认可的机会。在这方面,受欢迎的学生的确在事实上支配着不违抗主流地位等级的非精英学生。当社会关系形成之时,是由前者主导并发号施令,后者却觉得能被纳入已十分幸运。

友谊大体经常遵循相似的逻辑。即便成年人已经摆脱了青春期的不安全感,社会吸引力方面的差异却仍然存在。任何两个人对对方而言作为朋友的吸引程度不可能恰好一致。大家都承认这种不一致可能源于社会吸引力的差异,或者单纯由于某种特质让爱丽丝对贝斯的喜爱比贝斯对爱丽丝的更多,其意义几乎是相同的。即便她们建立了友谊,这种不对称性仍将以各种方式呈现,始终令一方觉得被忽视,若她要求更多关注又会让另一方感到负担。爱丽丝可能比贝斯更常打电话,她发现后者偏好两周联系一次的间隔太长;贝斯经常迟到、取消或压根儿忘记约会,爱丽丝却十分渴望在一起,一贯严格守时,不愿推迟。贝斯可能不小心说了伤人的话但不以为意,爱丽丝却成天担心一个小小的误会是否会惹恼贝斯。(与此同时,贝斯多半在担心对她的挚友说过的话,因为那位朋友很久没有打电话来。)贝斯对爱丽丝一贯如此,但其中的任一过失若是爱丽丝对贝斯所犯的,都足以让后者与之绝交。贝斯因此是这段友谊的主导者,尽管“朋友”这一范畴本不包含这样的不对称性。所以,这又是一个涉及支配的关系示例:因为害怕失去贝斯这个朋友,爱丽丝只好服从她的意愿,无论什么时间、在一起做什么。

爱丽丝与贝斯的例子自然是夸张的描述,但我怀疑大部分读者会在自己或他人的社会关系中辨认出类似模式的弱化版本。许多浪漫关系和婚姻(即便双方坚持平等伙伴关系模式的)也会承受相似的不对称性:通常是付出的不对等,偶尔会到情感虐待的地步。从最公开的等级制关系到那些原则上完全平等的关系,在任何一端都可以想象、观察到我所定义的支配,即关系中的双方对将要做什么的决定权的不对称性。根据这一定义,人们获得支配的方式有很多,有些在我的例子中已经提到:武力威胁、个人魅力、高超的论辩技巧、谈判力,甚至声称掌握玄门法术或神灵启示都是对他人行动施以控制的有效方式。支配(就我使用这一词语的方式而言)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包含了社会影响的所有机制:权威、强制、不对等交换、操纵、欺骗、说服、展现优势能力等等。

虽然抽象,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初级的支配概念,因为它只考虑两个个体间的关系,而没有立即扩展到众多个体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后者描述为支配网络。它也没有从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类推到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后者是社会科学最常讨论的支配类型。后文会将论证延伸到这些高级的支配形式,但我想在此强调这类延伸并非理所当然。因为说一群人的集合(无论单独抑或处在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中)“做”或“决定”什么事情是成问题的,不论社会科学家多么频繁地使用这种说法。我们说一个群体支配另一个群体,如“雇主”或“地主”支配“工人”或“农民”,是把目的和行动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性赋予这些集体,但事实上这些集体未必具备。我们声称作为一个群体的地主支配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与声称每一个特定的农民都被一个特定的地主控制,两者完全不同。但这是我所提出的支配概念的优点而非缺陷,它拒绝从个体层面的关系轻易转换到群体层面的关系。这让我们注意到,群体层面的支配可能衍生自个体间支配关系(我刚才也提到),而不是与后者完全相同。事实上,我会在第四章用证据表明,社会集体(如家庭、族群)间之所以发生冲突,正是由于这些群体的凝聚力不够明确,而它对支配至关重要。以一个初级的或单薄的支配概念作为起点,是为了看清更高层面上的群体支配的性质。

但是我要暂且搁置这个任务。这一部分的目标不在于提出有关支配与冲突间关联的理论主张,而是确立支配的定义,并证明它可以有意义地切实应用于各类实例。我提出的定义并不像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那样单薄,但又比社会科学中普遍运用的其他支配概念单薄得多。正如我指出的,单薄定义有助于我们从简单的起点开始逐渐构建更为详尽的命题。若从一个更为深厚、更复杂的概念出发,只会导致混乱,难以将定义(比如“当我说X的时候,我指的是……”)区别于经验上可证伪的观点(“X的发生经常伴随着……”)。本章接下来会提出一组这样的观点。

在社会关系中谁支配谁,以及谁的境况更占优势,我已经尽力区分这两个议题,也就是说把控制中的不对称性区别于福利中的不对称性。强调这一区辨是为了理解这本书一开始所提到的事实:许多地方发生的大量极为暴力的行为都是源于琐碎小事引发的纠纷。我认为,一旦意识到支配争夺的内在重要性(它们与纠纷中的物质利益无关),我们会更容易理解在物质问题上无关紧要的冲突为何却频频发生。下面这个假设的例子会说明我的观点。

设想你有一位定期相约喝咖啡的朋友,当然每次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如果像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和你的朋友会综合考虑日程安排、天气、交通等因素来决定何时何地见面。最重要的是,你们多半会将讨论视为相互的,因为大部分时候每个人的偏好都同等重要,两个人决定地点的机会也差不多一样多。

当然,你的朋友可能一向忙碌,因而常常更倾向于一个便利的见面地点。或者你对噪声敏感,所以更可能按心情拒绝某些选择。根据我描述的定义,如果你们之中一向由某一个人决定见面的地点,那么你们本应对称的友谊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支配。如果决定者毫不考虑另一方的感受则尤为如此,例如仅仅告知而不是建议见面的地点,疏于询问对方安排是否恰当等等。通常,正是这类口头姿态表现出对他人的顾虑,因为它们表明说话的人意识到双方都有发言权。询问对方“对你来说可以吗?”表示若答案是否定的,一方愿意更改计划。如果你的朋友为了偏好某一个地点解释理由或为了表现出强烈的偏好而道歉,他其实是在声明放弃单方面做决定的权利:第一种策略是请你表示同意或反对,而不是假定你已经接受;第二种则是承认当前决定中的不对称性有点超出了友谊的常规范围。另一方面,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即将在哪里见面,而没有任何附加的语气(比如“我们去……好吗?”,“……怎么样?”或“你觉得如何?”),他其实就隐晦地表明了单方面的决定权。

假设你的朋友未经商量而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地点对你而言可能还不错,但也可能无法接受。然而,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开心,甚至还可能造成不愉快的争执。这至少是我关于争执的一般性论题的含义:在冲突的制造中,谁做决定这样的程序性议题要比你们将在哪儿见面这样的实质性议题更为重要。对于这类在物质上无关紧要的问题,人们有时会坚持他们所重视的是“原则”,从而把自己的愤怒合理化;我认为隐含的意思是,另一方已经僭越了自身决定权的限度,成为一个支配角色(我一直所使用的),而此前该关系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

我不是随意提到这样的关系,其实它极为关键。如果咖啡店的约会只是单一事件,那么在某一次决定中你们两人谁表现支配地位都无关紧要,当然它本该是平均分享的。但是在一段友谊中可能会有更多这类的决定。设想一下,如果你总是默默跟随友人单方面的选择将会怎样。若他通常喜欢掌握主导,可能会欣然发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无需与人讨论,并且有意下回继续尝试。经过更多类似的事情,他可能就觉得有权为你们两个人做决定。你也可能开始视之为他的特权,或至少在沉默如此之久后不愿再去挑战他,担心他可能会不高兴。简而言之,一个不受质疑的单方面的决定可能会成为你们长期关系的固定特征。预见到这一点(有意或无意),你就会对最初展现的支配更感困扰,假如对方是某个不太可能再见面的人倒不会如此。

往更远一点说,你对友人行为的担忧将随着他支配范围的扩大而愈加严重,可能会从在哪里见面这样的小问题扩展到其他领域:多久见一次面,见面时间多长,谈论什么,谁付账,乃至友谊的方方面面。一个特定的支配表现对未来互动的潜在影响越大,另一方越会感到烦恼,而这与该决定本身的内在含义无关。

这一主张背后的含义是,眼前的细微互动比看上去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到可能很重要的未来互动。如果我哥哥常常决定玩什么游戏,谁坐在前排,以及其他小事,他也会期待以后继续占据主导,例如决定是否要出售家宅这样的事。如果我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已经习惯于服从,今后挑战他就需要更多的勇气。如果我意识到我们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及其对未来的重要影响,我就更不愿意在小事上服从。确实,当前互动对未来互动结果的影响让它比看起来更为重要,即便以后的决定不涉及什么更重大的事项。现在的服从使我们更难以反对明天相似的决定,更不用说下一次,以此类推。如果将未来的决策纳入考量,即便这些决策本身的重要性没有提升,也会使当下决策的重要性比不考虑未来显著得多。

总之,过去的互动模式奠定了当前互动的基调。当前的互动要么符合预期因而使之强化,要么违背预期,如果这种背离不加控制还会改变预期。在现有关系中,当一方的行动违背预期模式,冲突就会产生,但原因并不只是这样的背离影响到他们自身的权利。它们令人烦恼同样是因为人们有期待在先,也就是说当前行动是未来行动的指南。如果你已经习惯于在决定中有平等的发言权,那么朋友的一次单方面行动就会令你不快,这不仅因为这一次你想要有平等的决定权,而且因为你想要维持将来的平等地位。反对友人的行为就是抵抗友谊中的变动,而接受它就会使变动坐实。若你的朋友坚持如此,那么他便是在含蓄地说明新的方式是唯一的选项。一开始的微小事由可以演变为严重冲突,正在于它的解决方式会影响后续一系列决定的结果。即便眼前这一次最终由两个人共同做出了决定,事态仍然有所不同,除非对方向你致歉;否则,你的朋友至少独揽了进一步试图改变关系形态的权利。

因而,我认为人际冲突大多源于社会关系中支配程度的分歧。当两个人因为债务、骡子的所有权、球是否出界、能否把秘密透露给一个共同的朋友而发生争执时,我们通常会说争执“关于”债务、骡子、球或者秘密。大部分社会中的当事人若被问起为何生气,都会讲述对方的所作所为,或没有能够做到什么、拒绝做什么。我认为这种看法恰恰容易把事情弄反:与其说金和凯利发生争斗是因为凯利泄露了金的秘密,不如说凯利泄露金的秘密是为了挑起争斗更加准确,或者金只是利用泄密一事借题发挥,因为凯利决定泄密表明她漠视金的决定权。与其说骡子、债务、球以及背叛信任是冲突的原因(causes),不如说它们是冲突的时机(occasions):重新协商纠纷者相互关系的表层体现。当人们为了物质(比如金钱、土地和货物)陷入严重冲突,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生活中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可以用这种非常具体、可见的方式互相表明主导权:化用一句名言,竞争乃成功之母。

所有这些都与我在第一章开头提出的对暴力的疑问直接相关,即大量严重的暴力是出于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如果我们总认为比起小事,“关于”重要事端的纠纷会激起更为严重的冲突,那么这确实令人困惑。但如果从眼前的纠纷(造成暴力冲突的事件)后退一步,转而关注双方的社会关系,疑惑就能得到化解。既然今天的互动与明天、后天乃至之后的互动都有关联,“次要”矛盾与“主要”矛盾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只要关系中的双方对未来互动的预期是基于当前建立起来的支配模式,那么两美元赌注所引发的纠纷可能会与两千美元借款所引发的同样严重。在某种意义上,纠纷并非如其表面所示,它们是社会关系的矛盾。

在第一章,我提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有关暴力的事实:仅仅由于(挑衅性的)言语引发的暴力惨剧在世界各地都常有发生。表面看来,两美元的赌注与两千美元的债务更为相似,跟言语嘲弄则没什么相似性——不论是前述约定俗成的冒犯,还是漫不经心地评论主人的食物(盐太多),议论一位友人为勃艮第公爵出战的真实原因(有望掠夺财物),或一名理发师同行的理发技术(比不上本人)。[15]在前一个例子中,有形的资源是关键,无论数量多少;在后一个例子中,从直观上看关键的是声波。发出这一组音节,人们或许会微笑致谢;发出另一组音节,你可能就没命了。甚至语调的不同都会产生差异,有的让人暗笑,有的则会引起他人杀戮的狂怒。

我略带夸张地描述这些差异,为的是让问题更加清晰。令人恼怒的显然不是声音,而是它们的意义,而且是在特定时空下指涉特定对象的意义:例如,如果不是靠理发为生,我无法想象某人说我不善于此就令我气急败坏。我也难以想象一个朋友会通过指责我不会叉鱼而试图激怒我,因为我并非生活在一个成年男子都应掌握这项技能的社会。我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有人说我是一个差劲的作家,一个糟糕的研究者,尤其当我认为大家会相信他时,我就会感到愤怒。(即便在这个例子中,我也难以想象这样的评价会令我转而使用暴力。但是请记住,人们对特定情形的极端反应常常令自己都感到意外。虽然我们不曾以暴力回击冒犯,但应谨慎推断这类反应只属于异文化。认识到冒犯因其含义而惹人恼怒,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冒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才令人愤怒或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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