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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qiangshuai521  2019-09-25 18:17  阅读 643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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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前夕是园艺中心的黄金时刻,圣诞老人迈着肥大的“之”字步,在顾客丛中不停游走,忙不迭地送上金币巧克力,生怕自己那毛茸茸的眉毛碍了眼力,错杀了潜在的商机。和奥威尔笔下的旧杂货店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就连头戴小红帽的货架员,浑身上下散发着泡沫薄膜的气味,也像是从刚拆开的礼盒里跳出来的一样。

玛丽正推着购物车,在园艺中心里如醉如痴地漫游着。她80岁出头,正处于逆生长期,那些我看几眼就昏花的玩意儿,乌龟玩具、等身树脂小松鼠、司南、指南针等等,她能一件件地琢磨上半天。购物车代替助行器,稳住了她的重心,却稳不住她的记忆,每隔一小会儿,她都会急躁地问我,我妈妈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那些大口瓶里的彩色软糖,似乎挽救了她的焦虑。她把手伸了进去,瓶身的凸镜效果,使她的手看起来像戴了一只皱巴巴的皮手套。她抓起一把软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塞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

玛丽小时候没怎么拥有过糖。1938年,玛丽出生在萨福克郡(Suffolk)的一个小镇上,大萧条还没过去,二战旋即披着狼烟来了。入伍前,玛丽的父亲在肉铺帮工,每天扛着屠宰好的猪进进出出;母亲曾是女仆,生了孩子后,就没了固定工作,再往上玛丽不太记得了。比起曼彻斯特贫民窟的工人,玛丽家属于小镇平民,房子是租的,能按时交租,不算贫穷,但也绝对谈不上中产。按全国读者调查(National Readership Survey)半个多世纪前的划分法,那个年代只有建筑师、律师、教授、经理之类,才算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大萧条年代,电台和杂志不断向主妇们传授“萧条之道”:“没钱买大肉?那就煮‘焙盘菜’嘛!或用奶油沾上牛肉末,涂在吐司上也可以啊……”焙盘菜,多是鸡肉丁混土豆泥,或豆蔬炖牛肉末之类的杂烩,素里一点腥荤。玛丽不喜欢,玛丽长着一口甜牙,她喜欢糖。可糖哪能想吃就吃?毕竟她只是个帮工的女儿。开战后,糖就更理所当然地成了稀缺品了。纳粹德国每天疯狂轰炸英国轮船,战争打响才一个月,原本5500万吨的食品进口额,就被减到了1200万吨。粮票如雪片般飘来,浅黄色的给成人,绿的给母婴,蓝的给儿童和青少年。儿童和青少年的待遇稍好些,一天能有半品脱牛奶。大体来说,一般家庭每周的供给量不超过“一个鸡蛋,4盎司人造黄油,4片火腿,1盎司芝士”。至于糖,每家每月最多只能买到225克砂糖,以及350克甜品(如果有钱买的话)。

1953年2月6日,玛丽 15岁,糖票总算寿终正寝。那天下午,放学的钟声刚刚敲响,孩子们便从校门里涌出来,千军万马,奔向那久违的甜。那时超市还未占领大街小巷,卖糖的基本上是些古老昏黄的杂货店。水果糖、乳汁苹果糖、牛轧糖什么的,全都装在圆鼓鼓的玻璃糖罐里,卖时掏出几颗,撒在老黄铜秤上称重,完了再放入油纸袋。廉价,体积庞大,以及那种蜡像一样能放几个世纪的硬糖,最抢手。

很多眼前的事,玛丽都不记得了,比如住家地址,比如把塞入口袋里的软糖如数交出递给收银台之类,但却清晰地记得各种糖的味道。她曾神秘兮兮地告诉过我,有一种糖,甜得相当枯燥,因为那种甜不是甜菜根(sugar beet)里榨出来的,充其量只是甜味的替代品而已。糖的诱惑对玛丽来说似乎是永恒的,只要站在它面前,她便从一位吨级老太,瞬间变回了那个15岁的萝莉。

21岁、只受过初小(junior school,面向8—13岁儿童)义务教育的玛丽,到剑桥市中心广场旁的多萝西大舞厅(今天的水石书店[Waterstones])去跳舞,不久后就收获了她人生中最甜蜜的一颗糖,托马斯。

那是1959年,托马斯还在英国皇家空军部队服役(National Service,一种1939年至1960年前每个健康的英国男生都要服的兵役),穿着皇家空军的精装制服,非常英俊,条件也还过得去,上过语法学校,祖上有间牛奶铺,父亲是某家小电器铺的经理,家里还有自己的房子。

托马斯一退役,玛丽就嫁给了他,从了夫姓,由无产者进入小商贩阶层,在阶级的扶梯上,上升了一小步,但离“中产阶层”仍差几个罗马。托马斯只有一张语法学校的毕业证书,上面从英语到法语,从地理到数学,全都印着“一般(Ordinary)”。考大学不太可能,他也不想考。小时候,他经常跟在父亲后面,走家串户,提着无线蓄电池,上门为收音机充电。那还是煤气灯摇曳的时代,家庭用电尚未普及,错过了充电日,就等于错过了一场魂牵梦绕的足球赛。寂静的小石巷里,父子俩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哼唱赞美诗(Hymns,一种基督教的祷歌):

仁慈之主,优雅之主,
在我们归家之路上,你张开双手和臂膀,赐予我们希望……
——“Lord of All Hopefulness”(《希望之主》)

托马斯的父亲在五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三,虽然成绩不错,却没钱上语法学校,所以14岁就辍学进了电器铺,起早贪黑,手足重茧,半个世纪就过去了。“耳朵聋了,脾气不好,嗓门极大,特别节俭,一先令大的巧克力切成四小粒,分给我们吃。”这是托马斯的儿子克里斯对爷爷的回忆。托马斯不怕劳累,只希望能活得比父亲稍微“宽裕”些。“过上勤劳而宽裕的生活”,恐怕就是他的全部理想了——对于他那一代英国人,它也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英国八年,我不止一次听到长辈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们的工作、闲暇和娱乐,比起后者,工作才是生命的点金石。他们对自己的自然定义,基本上就是吃苦耐劳者(hardworking man)。在诸如《资本主义价值观:勤劳礼赞》 1 之类的文章里,也不谋而合地应道,社会主义者宣扬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可耻的;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异化的理论,甚至通过立法减少工作日的行径,都把工作看成了“诅咒”,全然忽视了它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你看,就连马克思主义者E. P. 汤普森(E. P.Thompson)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广大劳动者,也逐渐适应了资本主义的这一价值观:守则守时,严肃对待贸易交付时间、工厂纪律,以及对稳定、持续工作的需求”。

懒惰是可耻的,生于1941年的亿万富翁山姆·泽尔(Sam Zell)在一个访谈中说:“你这个懒虫,对,我说的就是你。你是那99%没错吧?你的年薪少于393941美元吧?你真懒啊,我们这些1%的可比你忙碌多了!”

[二]

这种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呢?翻开英国历史,我发现,它最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工厂在各大城市遍布花开,海量而低造价的工业产品,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涌入市场。铁路的发明缩短了运输距离,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庄稼地,奔赴城市。短短几代光阴,英国便由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城市,成为黄金中的黄金。

以伦敦为例,从1800年到1850年,伦敦人口暴增一倍。贫民窟丛生,老旧的下水道不堪重负,粪便囤积在自家粪坑里,不管童工们如何彻夜挑粪,也还是无法改变伦敦的卫生状况,泰晤士河成了化粪池,连井水也浸满了排泄物,鼠蝇肆窜,霍乱蔓延。英国作家李·杰克逊(Lee Jackson)在《又老又脏的伦敦》(Dirty Old London )中写道:“尿液不但让大气中聚满了氨分子,连店铺的油漆都被浸到褪色了。空气有多脏,看一眼摄政公园(Regent’s Park)里的羊就知晓,从一头白羊变成黑羊,只需几天时间。”人模狗样的才俊们,一天得洗好几次脸,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摄政公园的羊……

当时新修葺的议会大厦,直面一汪粪水。封窗闭户,喷足石灰,都不顶用。遗弃大厦另辟新址,还是留下来和臭味厮守?议会就此展开了一番“臭气大讨论”(The Great Stink Debate)。结果是可歌可泣的,权贵们貌似终于明白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决定掏出300万英镑的重金,重修伦敦下水道。这个历时十四年的巨大工程,不但大大降低了霍乱和伤寒的死亡率,也让上流精英们,总算吸到了“没有黄金味”的空气。

原来,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到头来谁的日子都不好过——社会改革家们善于抓住启示,于是便出现了像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那样的改革家,他支持19世纪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Chartism),憧憬一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否定出身论,认为贫穷始于懒惰和不负责,只要努力工作,改变颓丧的人生态度,就能为自己找到上升空间。185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自己拯救自己》(Self Help )。在书中,他用五字箴言,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底层们指出了一条通往中产之路:“勤劳,坚持不懈,节俭,审慎,自力更生”。塞缪尔·斯迈尔斯的母亲便是该书的活广告,在其夫因霍乱去世后,她靠经营一家小杂货店,不但养活了九个孩子,还支付了塞缪尔·斯迈尔斯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学费。这本书让塞缪尔·斯迈尔斯一夜爆红。

于是人们将自己投入工作的炼炉。工人苦拼,文书更拼。19世纪的文书,通常先从学徒做起,积累了一些实地考察和数据分析的经验后,再向上爬,进入企业中层。文书们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加班是家常便饭,就当做弥撒,且通常没有长期合约,雇主多是铁道商、煤老板、房建商或投机商等。当时的威尔士艺术家弗兰克·布朗温(Sir Frank Brangwyn),就非常善于描绘这一充满斗志的时代风貌。他那些关于造船、修铁路、建博物馆、炼钢之类的作品,大气恢宏,肌肉搏张,还有点机械朋克的味道,尽管你在他的画里看不到一张清晰具体的脸。

当时的环境,也确实为新兴中产阶级的诞生培植了一些土壤。工业革命的隆隆齿轮,加上各种划时代的发明(如抽水马桶、照相术、香皂、冰激凌、剃须刀、电影……),加速着经济繁荣,亦带动了海外贸易、殖民地贸易、军工业、金融业、保险业、航运业、铁路和旅游业等新行业的发展,对文员、秘书、经理、教师、工程师、律师等白领的需求随之而生。与此同时,不断革新的社会制度,比如1832年,保护中产阶级利益、抑制大地主和贵族勾搭的《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1867年,进一步推动工人取得选举权的《1867年改革法案》(Parliamentary Reform Act 1867);1870年,规定5—13岁的孩子必须上学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0);以及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不可磨灭的“妇女选举权运动”(Women’s Suffrage Movement)和1928年妇女投票权的全线确立……都在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推波助澜。

当时有多少人通过苦拼跻身中产呢?无从考究。但中产人口毕竟没有想象中的茂盛,通过“仆人人口”可见一斑。BBC的纪录片《仆人:楼梯下的真实故事》(Servants: The True Story of Life Below Stairs )说,资产阶级和贵族通常有60—100位仆人,相当于一个小军营,中产家庭则有五六位仆人,低中产家庭至少也有一位仆人,1891年全英的仆人人数约138万,而全英总人口为3788万。难道主人比仆人还多?这不太可能。可见新兴中产阶级(当时被称为“the middle sort”)正浮出水面,确实不假,但和贫困人口的数量一比,它仍只是冰川一角。

我从不反对“工作本位,勤劳致富”的价值观,但我质疑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可生长条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伤心小说《无名的袭德》(Jude the Obscure )里的男主裘德·福雷(Jude Fawley),不甘贫穷,悬梁刺股,自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著作,妄想考入牛津那样的大学并立志当一名教师,还兴冲冲地跑到大学附近做石匠,半工半读,却自始至终遭人鄙视嘲笑,屡次落榜,终身不得志。

19世纪的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曾画过一幅《蜂箱图》(The British Beehive),试图用“蜂后——雄蜂——工蜂”这个高度严密的等级结构,来阐释裘德式的悲剧。在《蜂箱图》里,高高在上的,是女王及其皇亲贵族,嫡传蓝血,天赋神权,凛然不可冒犯;往下是上议院(Lords)和下议院(Commons);再往下是所属各种机构:传道、裁判、律法机构等等,这些机构的掌权者,组成了英国的精英统治阶级;再往下,是上流社会的腹地,统率医学院、科学院、人文学院、媒体、艺术学院等各大阵营;再往下,是商人和小资产阶级,比如茶商、糖商、作坊主、肉贩和小农场主等;蜂箱的底层,是洗烟囱工、砖瓦匠、矿工和马夫等,即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不是塞缪尔·斯迈尔斯打鸡血似的五字箴言,而是“搞清楚你在蜂箱第几层(Know your place)”。当时向下等人传道的经书都是这样写的:“主啊,请让我在你安排的位置上心满意足吧!不嫉妒比我有钱、比我地位高的人,此生此世,让我在穷困和孤独里知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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