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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qiangshuai521  2019-12-11 17:38  阅读 198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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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炭同炉:秦法与激赏体制
立法基于人性

秦朝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制社会。所谓“秦法暴虐”,其实挺不靠谱。

两千多年以前,秦人以法治国、以法强国,最终一统天下。其实历朝历代,哪一朝都有法,但完全用法律来维持社会运转,而不是把法律当成官员手里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在古代也就只有秦这一朝。如今古装剧里动不动就冒出来的“法外开恩”“法不外乎人情”这样的话,你要是穿越回秦朝,可千万别乱说——你这是动摇人家的立国根基。

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秦法中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是不少的。这里我们就来说说关于秦法的几条冷知识。

首先说说当时的税收制度。严格说起来,这个制度并不算是秦国人的创举,他们也是从东方列国学习的先进经验。先秦两汉时代的税收,收的不是钱,而是粮食和布匹,这个学名叫“租”,而税收的大头,在当时显然是农业税。

那时候农业税征收的标准,我们现在看上去可能会觉得太粗糙、太不近人情了:你的地土质好不好,阳光充不充足,取水方不方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国家压根不管,全国上下所有的农田都是一种征收比例,一般情况下税率是5%到10%,历史上最低的时候能到3%多一点。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看似简单粗暴,有失公允,但其实是最公平、最合理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要想把税收精准化,每年或者至少隔几年就得对全国的农田进行一次普查,然后就得根据不同的亩产,定出一个阶梯化的税率,那么这么做了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在任何时代,这种普查都必须动用大量人力深入基层,来一一排查。这些人自然是要吃财政饭的,这块财政支出从哪来呢?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增加相应税收来弥补。

其次,有一点也是最可怕的,土地普查将提供海量的权力寻租空间。这种大规模普查,想一一核实、复查,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后面想一想也该知道会发生什么。富裕的人家只需要花点钱,打点好这些基层的公务员,就可以把自己家的地统统算成低产田,这样自然就可以在税收上获得好处。

我们知道,朝廷每年的财政消耗是一定的,这一块是国家的“刚需”。既然富人们少缴了税,那这部分税收缺口该谁来填呢?显然只能是没什么能量的穷人。那最终会怎么样呢?明朝末年,就是因为东南士绅拒绝缴税,结果税赋负担全都压在了北方的贫苦农民身上,终于逼出了李自成、张献忠——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当然,你可以说,有公务员腐败那就反腐嘛。但这里面毕竟有个概率问题,抓住了就倒霉了,可抓不住的,到手的就是真金白银啊,而且为了降低被抓的概率,受贿的公务员必定会拿出一部分钱贿赂同僚和上司,拉一堆人下水,建立攻守同盟……

而且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反腐只能是事后行为,在此之前,腐败对国家造成的影响已经存在了,而这种破坏可能是不可逆的。

说句难听的话,搞腐败也是要遵从经济规律的。一个地方如果能形成一个稳固的产业,那么随之就会有吃喝拉撒睡一系列其他需要,围绕着这个产业就会带动起周边一大串下游产业,这就是基础产业和它的产业链。腐败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只要开了一个口子,腐败经济有了“基础产业”,那么后面自然就会衍生出和腐败相关的产业链。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秦的税收制度在设计上避免了出现权力寻租空间,这比事后反腐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先秦时代的这种“一刀切”式的税收模式,反而能获得更真实的数据分析。国家每年都需要对上一年的粮食产量做一个统计,以此估算出当年的具体税率,但是具体到每人每户,这个统计和他们的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并不是说我少报一点产量就可以少缴税,所以自然也就不存在瞒报的动机,只需要逐级呈报统计,就万事大吉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规则的制定,根本目的并非是维护每一个个体的公平和公正,而是为了降低整个系统的运行成本。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你始终都应该坚持“算大账,不算小账”。你需要的是从整体层面计算各个阶层的利益得失,而不是把自己代入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去算账。比如当我们看到先秦时代一刀切的税收制度时,多数人首先联想到的肯定是,如果哪一家的地不好,那这家必然是这种制度的利益受损者。如果你是规则的制定者,那这个问题是不该去想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冷酷无情,但是事实的确如此。一旦你的思路过于具象化,那后面必然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以上是从规则制定者的角度来说。

而作为普通人,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挺残酷的现实——我们会发现,其实无论是一刀切还是精准化,只要你还居于弱势,那最终你都必然是利益受损者,而且很可能谁都没有错。对此,唯一的解决途径,只能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也算是给我们喝点励志鸡汤吧。

秦的法律体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冰炭同炉——罚,能罚到你胆战心惊;赏,也能赏到你胆战心惊。

秦的激赏体制是非常实惠的,而且基本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你是打仗、种地、做工、经商、从政,只要做出了成绩,那按照以功授爵的体制,你就都可以得到爵位,也就是秦国的干股。这个爵位绝不是象征性的,有了它,国家就会给你相应的土地、房子,而且和现在的股份一样,这些也可以转让出售。如果你们家亲戚有谁在监狱里服刑,只要你乐意,就可以用自己的爵位换取他的减刑甚至是提前释放——当然你的爵位也就没有了。

这么实惠的赏,为什么有时候却能赏到你胆战心惊呢?如果你立了功,国家要赏赐你,而你想客气一下,说“愧不敢当”“不要了”,那么官员很可能会立马翻脸,直接把你丢进大牢里去。秦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功而不受赏,为罪。这一条在当时的中国,也并不是太惊世骇俗,孔子对这一条,应该是赞成的——别忘了,儒家和法家一直都是不对付的。

历史上有一个“子贡赎人”的典故。鲁国有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几个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后,想玩一把高风亮节,拒绝了国家的奖励,结果回来以后孔子非但没表扬他,还将他骂了一顿。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为感谢他,送了他一头牛,子路大大方方就收下了,他老师反倒夸了一番。

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说白了还是一个算大账和算小账的问题。无论国家对你的赏赐有多丰厚,可是对一国来说,真不缺你这仨瓜俩枣。受赏者如果自己玩高风亮节,拒绝赏赐成就虚名,还获得了社会的认同,那必然就会给后来者形成道德压力,一旦立功得赏了,别人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了,有你这么一个所谓的标杆在那,人家该怎么自处?不接受,好些草根出身的人,可能就指望这条途径改变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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