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帝国与世界(全2册),沃尔弗拉姆·希曼,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原创 qiangshuai521  2020-04-28 18:20  阅读 838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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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会议征兆之下的第二次英国之行

伦敦公众对梅特涅的认知

1794年3月26日,一个年轻的、未来的外交官及准备学习国家学说和帝国历史的大学生,站在奥斯坦德港口的码头上,等待着定期的轮渡,准备渡海前往英国——一名受比利时政府之命委派的普通陪同,在与他一道等候。二十年之后,1814年6月5日,一艘原本是英国摄政王为接待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家准备的王家三桅快速战舰,恭候在布洛涅(Boulogne)港口,迎接的还是同一个人,准备将他渡海送往多佛(Dover)。他的名字——梅特涅——在政治圈子里已经家喻户晓。这艘运载他的舰船隶属于一支17艘战舰的舰队,舰队指挥官是海军少将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即英王乔治三世的儿子,后来的国王威廉四世(Wilhelm IV)。舰队负责接送签订《第一次巴黎和约》的所有君主,包括沙皇亚历山大和腓特烈·威廉三世,以及他们的大臣们渡过海峡进行隆重的国事访问。[66]梅特涅则代表弗朗茨皇帝出席。

梅特涅是怎样历经他生活道路上的这种转变的,这一点他没有用自我标榜的语言作表示,而是通过授予他的荣誉及对他地位的提升暗示出来。他兴高采烈地向夫人描绘说,在他抵达多佛上岸后,他获得了与各位君主一样的表彰,关于他的报道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当在10~11日深夜离开摄政王宫殿时,大街上的人们紧紧跟随着他,一边冲向他的马车,一边欢呼着:“呼啦!梅特涅侯爵万岁!(Hurray Prince Metternich forever!)”[67]人们不仅要看到他,还要触摸到他,并且与他握手,他们一下子在他的马车周围伸出了300只手。车夫好像从他的驾驭台上被猛推了一把,梅特涅也一溜烟地逃回了寓所,以便不要被“爱”窒息。[68]

梅特涅把伦敦的庆祝会、集会、上台讲话以及游行等欧洲统治贵族自娱自乐的机会,当作受欢迎的素材用于国内新闻政策的制定中。他自己就为《维也纳日报》撰写文章,将英国之行解释为奥地利去感谢大不列颠的一贯支持和参与欧洲的解放。在6月22日到7月17日间,《维也纳日报》几乎每天都要在“大不列颠”专栏中报道这次国事访问。这本来可以使梅特涅有机会展示他自己在欧洲解放大业中所扮演的辉煌角色,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报纸每天报道的几乎都是有关君主摄政王的活动,只是在梅特涅抵达和离开时,以及其间前往牛津时,才对他有所报道。涉及奥地利方面的表彰活动却被突显出来:鉴于英国摄政王的功绩,授予他金羊毛勋章,由梅特涅亲自呈送。弗朗茨皇帝则荣获嘉德勋章[69],这是联合王国最高级别的,也是最令人景仰的表彰。1814年6月10日,《泰晤士报》发表专题文章报道了向弗朗茨皇帝授勋之事,认为这是“对他以军队大力参与共同事业的高度认可”,并以此强调——也是最新的声明——双方关系处于最好的状态,因为此前由于奥地利靠向拿破仑一边,而在英国的政治中长期受到最严重的质疑。[70]

表示对梅特涅尊重的一个特别姿态,是授予他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头衔。为此,他于6月15日到达牛津大学,并于6月16日获得“民法”博士头衔。梅特涅带着与二十年前同样的赞叹口吻,向爱列欧诺拉讲述说,牛津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地方,同时也是他认为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他说,人们感觉好像回到了12世纪,那时的纪念碑全都完好无损地保留着。[71]30个学院为这个地方赋予了独特的风韵。有一些房子的墙壁是在阿尔弗雷德国王(Köning Alfred)[72]时期建造的,其他的则是建于诺曼王朝时期[73]。这些房子使用和维护 得是如此之好,好像它们刚刚由建筑师建造完成一样。似乎是为了使这种幻觉更加完美,教授们和大学生们都身穿非同寻常的袍子,这种袍子在大陆上从未见过。他自己则穿着一件巨大的猩红色丝绸大氅,头戴黑色天鹅绒无檐四角帽。

牛津教区主教长及全体教士在牛津大学授予梅特涅荣誉博士头衔的晚宴请柬,1814年6月15日

如此打扮,是为了去接受大学的博士头衔,而且是在沙皇亚历山大、普鲁士国王、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在场的情况下。在他看来,整个仪式端庄典雅。仪式在一个巨大的带走廊的哥特式大厅中举行,摄政王端坐在王位上,两旁的坐椅上是几位君主。所有的博士依次坐在有软垫的长椅上,大学教务长站在讲台前,按规程轮到梅特涅时,仪式主持人用拉丁语向他致辞,讲完之后,整个大厅高呼“呼啦”。

英国持续的榜样作用和梅特涅制订的“庞大计划”

就像在二十年前一样,梅特涅再一次被英国国都的影响力征服。在他看来,这个大都会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个城市,就像当时的北京一样,欧洲的其他地方无法与之相比。除了伦敦,梅特涅再一次观光了英国的其余各地,再一次感叹英国农作物和植被的丰富。草场就像地毯一样伸展开去,农田在他看来有如鲜花盛开的大花园,各式各样的参天大树散落其间,小巧又高出平地的房屋,使这座花园既丰富而又不单调。哪里也看不到乞丐和穷人,农民们大部分都骑着马行在路上。

当然,梅特涅抓住在伦敦的有利时机,继续奉行他那庞大的、有关欧洲持久和平秩序的计划,因为对战争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四大国大臣齐聚于此:他自己、哈登贝格、卡斯尔雷和涅谢尔罗迭。6月9日,在他觐见摄政王时,摄政王在他面前预言了也是他自己对这次旅行所希望的,即“对下一步政治事务具有充分影响的后续行动”。只要不影响其他活动安排,四位大臣就会聚在一起开会。梅特涅赞成对外公开就即将召开的 和会已达成一致,并且将华沙公国的前途、萨克森的命运以及“德意志事务的平衡”作为中心问题提了出来,至少在主要原则制定之前,四国内阁还不能就此散伙,各自回家。由于普鲁士国王在沙皇面前“从未有过的让步倾向”,波兰问题使梅特涅伤透了脑筋。梅特涅得到的印象是,英国形形色色的反对党也在思忖波兰问题,他们大部分同意重建一个王国,相反,却没有任何人同意俄国与波兰合并。[74]在伦敦,又是那个沙皇,使得就基本问题达成一致或者予以确定的希望泡了汤。

在伦敦,梅特涅也与哈登贝格定期举行双边会晤,以便在维也纳的正式谈判开始之前,为关于德意志前途的谈判找到共同的行动方式。特别要关注的是,“如何达到减轻在南德的一些中小邦国中,生活在暴政之下臣民的痛苦”的目的。[75]两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奥地利与普鲁士应该到8月份为止,“制订出一个关于德意志宪法的详细计划”,然后再将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拉入讨论之中。[76]

在伦敦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使同盟国特别的不安:在此期间,巴黎的新政权巩固到了什么程度?在可能发生的推翻新政权的行动面前,它能坚持得住吗?在梅特涅动身前往伦敦之前,他就曾坚决地向皇帝提出建议,“在我们不在的几个星期中,我们至少要保持一种在军事上让人敬畏的姿态。……只有我们全副武装地驻扎在那里,我们才能避免复杂情况的出现”。[77]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对新政权的稳定心存怀疑,因此一致决定,军事上“要作好战争准备”,各大国各自都要准备75000人的部队。第二年拿破仑返回后的“百日政变”,很好地证明了他们当初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在此期间,四国的军队立即可以投入战斗,说明他们所作的准备是非常值得的。梅特涅之所以认为必须“至少要保持一种在军事上让人敬畏的姿态”,是因为他有个想法,即在即将进行的维也纳谈判中,为了强权政治的胜利而留有王牌。对于未来,他感到首要的是,要准备“与俄国皇帝的疯狂想法作斗争”。[78]

在梅特涅、哈登贝格、卡斯尔雷和涅谢尔罗迭之间举行的会议上,他们已经达成召开维也纳会议的一致意见,他们确定10月1日为开会的日期,这样沙皇还有时间返回圣彼得堡一趟。此外,从英国方面看,议会会议这时已经结束,卡斯尔雷可以脱身前来赴会。梅特涅已经在考虑详细的会议细节问题了,比如,会议该如何组织,他不愿将一切交给运气。因此,四国大臣在伦敦一致同意作出下列安排:四国皇(王)室于9月10日全部抵达维也纳,澄清领土瓜分问题,他们的计划必须在9月27日之前呈交各国君主。梅特涅建议皇帝9月10日也要到达维也纳,这样,他作为唯一一个在场的君主,就会在预备会谈中享有一个受欢迎的、最高地位的优势。[79]

梅特涅继续当面向皇帝献策,他说,如果和会召开,他建议从所有全权代表中,选出一个由7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1814年5月30日与法国缔结和约的国家:奥地利、英国、沙俄、普鲁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委员会应该制订一个关于和会日程的“会议全面安排计划”。实际上,梅特涅在此处描述的,更多的是他个人的美好愿望,而不是现实,他认为,四大国可以事先取得一致,这样就可以在七人委员会讨论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占有多数,并可以此加速谈判的进程。他说,在这里,最让人上拿不准的还是沙皇,他可能自己走“偏道儿”——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出现,那么六个星期就可以结束会议。

梅特涅的同情奥地利政策

与沙皇亚历山大不同,弗朗茨皇帝放弃了伦敦之行,其原因首先在于担心由于他以前奉行的表面上看起来对拿破仑友好的政策,而会受到公开的敌视。但是在伦敦,沙皇和他同行的妹妹叶卡捷琳娜拒人千里之外的表现令人吃惊,而且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社交准则,这样一来,英国王室以及公众的情绪反而变得对奥地利颇为有利。此外,沙皇还去拜访与摄政王闹翻了的摄政王妃,并且与反对党辉格党的圈子来往,这进一步引起了不满。沙皇公开批评英国内阁的所有举措,虽然这些举措在当前的情况下非常受欢迎。鉴于沙皇这种不得体的失礼和傲慢自大,摄政王与他彻底决裂了。在梅特涅看来,奥地利从此可以在所有事情上利用他们的这种对立,来为本国的打算所用。

还在6月8日,摄政王就接见了梅特涅,他受到了摄政王“极其友好的”款待。这也得益于当年21岁的年轻人与人相比的不同凡响之处,早在1794年,梅特涅就与当时在公众舆论中饱受争议的王储建立了格外热忱又充满信任的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得到了回报。王储已经作为摄政王接过了统治权,由于他父亲乔治三世因病于1811年宣布不能主政,他父亲1820年死后应该由他作为国王乔治四世继位,而在1814年,虽然还不能算是正式的国君,但是因此已经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了。梅特涅可以利用与他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奥地利在英国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再次提升,这就更有意义了。

他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利用了这一关系,摄政王本人作了证实。那天,在沙皇启程离开之后,他当着梅特涅的面发泄对沙皇的怒气:“如果是贵国皇帝到来此地,英国看到的会是一位尊者。而现在这个时刻,却是一个来自北方的野蛮人在演戏,而他又倒霉透顶,扮演的却是中间派的雅各宾党人。我看得出来,沙皇亚历山大想让我难堪,而我会成十倍地回敬给他。”[80]梅特涅声称,想在公众舆论中来一个情绪转变:看来所有英国政党最喜欢的想法是,让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联合起来,钳制沙俄和法国。对于梅特涅来说,这是最理想的格局,也是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想为以后的时代继续巩固的格局。但是,普鲁士想吞并萨克森的贪婪欲望,后来无疑使这个愿望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和会前外交上的幕后工作

6月31日,梅特涅与哈登贝格一起从伦敦前往巴黎,直到7月18日,他才终于重新回到维也纳。他利用从伦敦到维也纳的整个行程,在大会召开前争取赢得更多的战略结盟伙伴。他本来想直接从伦敦赶回维也纳,但是,在伦敦的大臣会议上得到的印象,促使他还必须前往巴黎逗留几天,去会一会塔列朗。塔列朗同意他的关于大国要在“欧洲协调”中进行自我约束的基本思想,这也证明了,他是一个令人不那么舒服的拿破仑的批评者。在巴黎,梅特涅还想就法国出席和会的全权代表——也就是塔列朗——到达维也纳的时间与路易十八达成谅解。在伦敦时,四国大臣表示,希望在9月20日再会见法国的代表,以便在会议之前,在法国的代表未到场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磋商,但梅特涅的这个算计后来也没有成功。然而,7月6日觐见法国国王时,却使国王靠近了奥地利的政策,而对沙俄皇室保持了距离。梅特涅看到,俄国在政治上被孤立了。“我对国王在各个方面都完全满意。”[81]

此外,在从伦敦的回程中,梅特涅催促皇帝将意大利的情况按照奥地利的想法向前推进。他制订了一个“临时吞并”意大利一些国家的计划,已经通过《第一次巴黎和约》或者此前同盟各国之间的各项协议,获得了他们的最终同意。皇帝应该发布敕令,宣布这些被临时占领的国家,全部置于奥地利的势力范围之内。如果皇帝让奥地利军队占领位于波河(Po)与提契诺河(Ticino)之间的各省,将不会遇到任何障碍。

梅特涅将两个南德王国——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看作将德意志各邦进行联邦化重组的重要战略伙伴。因此,他从巴黎出发,绕道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在那里与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国王见了面。他也试图在和会之前将这两个王室统一到他的想法上来。[82]他把与巴伐利亚的关系判断为“我们与德意志关系中唯一坚实的立足点”。同过去奥地利与巴伐利亚的敌对关系相比,变化是令人吃惊的。哈布斯堡皇朝虽然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但还是想融入新的“德意志国家”,而被哈布斯堡皇朝看作这一政策支撑点的,却不是普鲁士。在巴黎,巴伐利亚的元帅弗雷德伯爵与梅特涅还于1814年6月3日签署了一个协议,重新确保了巴伐利亚的占领状态。梅特涅将《第一次巴黎和约》与维也纳会议期间这段时间,理解为一个“极端危险的时期”,他担心,在这几个月的漫长时间里,“业已确定了的欧洲秩序会陷入某种摇摆”。俄国和普鲁士会利用这段时间,回到旧的观点上去,并可能试图对巴伐利亚施加影响。[83]

象征性的对内政策

总的讲,在《第一次巴黎和约》之后,梅特涅的活动是在顺应一个考虑周全的战略,那就是将大国之间的问题尽可能地事先排除掉,以便达到那个伟大的目标。他也没有忽视在本国国内推行一些象征性的政策,制造一些按当时的说法叫作“公众气氛”的东西,这有利于巩固民众对皇室的忠诚。梅特涅建议,设立军人和平民荣誉奖章,奖章通过缴获的敌军大炮作为原料压制而成,形状如同一个用花环环绕的十字架,上面的铭文是“保卫国土1813(或1814)[PRO PATRIA SALVATA 1813(oder 1814)]”。梅特涅打算为军人打造100000枚,对平民的功勋章则要少发:100枚银质十字勋章及2枚金质十字勋章(梅特涅向皇帝建议的是200枚),由军方和民政部门提出谁可以获得勋章的建议。同时,梅特涅安排下属写了一篇官方文章,在《维也纳日报》上公布受表彰人员的名单。[84]

此外,他还为皇帝起草了一篇演讲稿,讲话对象是各省的等级大会代表。在讲话中,皇帝回忆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牺牲和苦难,说代表们从来就是他的人民的爱和不间断的忠诚的基石。他发誓在君主和臣民之间建立牢固的亲密关系,并特别感谢那些从帝国中被掠走,现在又重新与帝国结合在一起的省的不离不弃:“爱你们的国家,你们是她的肢体。爱你们的祖国,相信你们的君主,并且永远不要忘记,只有共同的福祉才是我人生唯一的目标。”这样,这位君主就将自己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联结中心点,从而唤起了人们的记忆。在解放战争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讲话中,君主都是以“我的子民”称呼受众。而梅特涅在这种更多的是宣传性的姿态的讲话上,倍加小心,以便不使听讲话的代表突然胆大妄为起来。他向皇帝解释道:“这篇讲稿我写得很短,因为感情[!]的表达永远不能用时过长,况且,过于深入针对人民代表的问题之中,就永远会很棘手,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点,须臾不能逃脱我们的监视。”[85]

1814年梅特涅建议的状如十字架的奥地利军人荣誉十字勋章

上述这一切,都是梅特涅要在即将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要达到目标的组成步骤。他是如何理解这一切的,在他向爱列欧诺拉通报维也纳欢迎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时,透露了更多的情况:“不搞军事化的东西(欢迎仪式),因为我们用不着再用士兵来装饰自身,而完全以和平的方式。来出席我们庆祝活动的人,应该为二十年的和平而兴高采烈才对。”[86]

32 梅特涅、战争与政治中的暴力

在穿越梅特涅一生的道路上,按照编年史的记载,我们作为他人生之旅的陪伴者,有必要在此处中断一下,从一个更高的、赋予我们更加广阔视野的立足点出发,来审视一个命题。总括起来,要审视的是四个具体的题目:战争、女人、经济和统治。由于这四个题目贯穿他的一生,因此,其对于梅特涅所具有的意义,就要通过可以回顾,也可以展望,以及可以认识其基本原则的综合眼光来发掘。“世界大战”的结束,也给了我们一个暂停的片刻,来追寻一下,战争对于梅特涅到底意味着什么。遍查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梅特涅传记,均找不到有关此问题的表述。他是如何对待通过这种有组织的物理消灭的方式,使人类遭受痛苦的?令人惊讶的是,在西尔比克的作品里,倒是不缺少这种章节,因为在他那里,战争行为被当作一个杰出政治人物——一个“领袖形象”——意志坚强和行动能力的强大标志。本来,人们是可以不太在意西尔比克的错误解释的,假如不是一条顽固地延续下来的线索生生扯到他身上的话。在一些传记作者的作品中,国务首相均在较大的历史叙事的框架内出现,而他们所援引的,基本上都延续了西尔比克的判断,并且将这些判断与这位“肤浅的廷臣”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在不久前出版的一部有关推翻拿破仑统治的重要著作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战争的可怕对于梅特涅来说是无所谓的,这令人吃惊。”同时,这种说法还与关于他患有慢性的过度自私症、他的以自我为中心、他的虚荣心,以及他“并非具有超常的智慧”等一起,到处流传。[87]

梅特涅真的没有同情心吗?他在与人谈话时,表现的真诚、不含个人目的的同情以及好奇心,对谈话对象来说是真的吗?他一再以他那说话算数的、谦和虚心的,也完全不带虚荣的举止态度,在交往中使来访者感到惊奇。那时候,到访欧洲大陆的美国人,对贵族式的、傲慢的、等级特有的狂妄自大的举止行为最为敏感。举例来说,一个名叫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的到访者与国务首相进行了一次谈话。国务首相以他优雅的、令人舒适的方式,非常认真乐意地 倾听完了客人所有的讲述。他的回答用词贴切,并且非常自然而不做作,最后甚至还邀请客人一同进餐。一位声称是共和党人的访客也得到了同样的关照,事后还欣喜若狂地评论道:“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涌现的最完美的国务活动家。”[88]除了蒂克纳,还可以引述许许多多同样的见证人,而且恰恰包括许多梅特涅的敌人和批评者,他们都曾亲身面对国务首相,吃惊地感受到他与人交往时的负责精神和友好态度,诸如卡尔·冯·罗泰克(Carl von Rotteck)[89]、路德维希·科苏特(Ludwig Kossuth)[90]、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或者路易·勃朗(Louis Blanc)[91]。

毫无疑问,梅特涅将自己看作并称作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世界的拯救者”,而且他还曾不止一次强调过这一点。但是,历史学家不应该对这一说法孤立地抽象出来进行评价,好像这一说法的原创者自己故意地在向世界散播似的。从某种立场来看,如果你不是拿破仑党徒的话,他这样说甚至也没有错。然而——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这样的说法只是在他与他所信任的(女)人的、原本非常私密的书信中才用过,这些人知道,梅特涅在所有东西——人、事或物——面前始终保持着内心的距离,他也对自我同样保持着这种距离。因此,这句听起来有些狂妄自大的自我描述,在听者的感觉中,完全带有一种自嘲的语气。而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把这样的话说给公众去听,因为他们只会看到文字的表面,而且也不了解写信的人,因而通常会忽略其中同样含有的自我解嘲的意味。

在有关梅特涅对战争的评价上,人们同样也会遇到一个这些评价的来源和出处的问题,因为在外交交往中,这位大臣几乎从不表达他的看法,而是仅仅在他的私人的、保存在家庭遗留物中的相关信函中,如写给他夫人、女儿和情人的信中,才有所表示。谁要是在历史叙事中对性别问题有足够的敏感,在此就应该能够注意到,梅特涅显露了他对女人所更富有的同情心。这样的同情是如何对西尔比克所吹捧的男人们发生影响的,梅特涅在拿破仑那里已然体验到,当时拿破仑竟无耻到向梅特涅指出,他(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只是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但是最近,历史的叙事出现了思想转变,一次偶然的发现促成了这种转变。一封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引起注意的、1813年6月28日梅特涅从德累斯顿写给夫人爱列欧诺拉的信,迫使蒙罗·普莱斯得出结论,梅特涅在信中显露的正面特点,要比虚荣心多得多:“这些特点宣示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和对战争及其后果的看法,这种看法与拿破仑的看法非常的不同。”[92]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梅特涅还完全处于他与法国皇帝进行的激动人心谈话的印象之中,他感到这次谈话就像一场舌战,而舌战中,拿破仑“如同一个魔鬼一样”,破口大骂、脏话连篇。[93]他在给爱列欧诺拉的信中同时解释道,人们简直无法想象,上次大战以来在德累斯顿充斥着的苦难和惊骇的程度。仅仅法国就死伤了80000多人。所有能利用的房屋都变成了医院。此外,在德累斯顿和周边地区,还有25000名伤病员,易北河大桥上布满了木栅和大炮,在“白城门”和“黑城门”之间的林荫道上,全是炮兵部队。

而当梅特涅在同一时间,于同一地点看到了引人注目的和谐假象时,他脑海中的可怕景象直接上升为一出荒诞剧:在拿破仑为自己布置的马科里诺宫中,日式花园里的玫瑰鲜花怒放、争奇斗艳。有过之无不及的是,法国皇帝让在花园的巴洛克式花厅中种植、搭建了一出完整的戏剧场景,而且调来了他在圣克劳德官邸的原班演员和原版布景。他让在德累斯顿演出拉辛(Racine)的《费德尔》(Phèdre),就像之前在埃尔福特演出伏尔泰(Voltaire)的《俄狄浦斯王》一样,并且肆意展现着自己的嗜好——身着古典帝国(幻想世界)中的戏服四处走动。拿破仑为尽力挽回他设计好的情绪爆发产生的影响,就好像它根本没有发生过——在与梅特涅争论到第九个小时之时,他真的向梅特涅解释道:“我(梅特涅)是他在全世界所有人中最为热爱的一个。即使我们明天就相互宣战,他对我的喜欢也不会有丝毫的减弱。”[94]这位大臣在任公使期间,就对拿破仑表演的、来回反复进行的、在粗暴的威胁与买好的阿谀奉承之间、在战争的恐吓与过分的亲密的宫闱和家族之间的变脸戏码非常的熟悉。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梅特涅通过拿破仑的生活世界,正如现在在德累斯顿发生的这种矛盾经历,印证了那些认为这位统治者人格分裂的想法。他向爱列欧诺拉说出了自己对此事的内心感受,但是也清楚地知道对外要掩盖自己的感情:“鉴于这种没完没了的被称为帝国历史的暴力变革,我实在是想哭。”

以这种对史料来源作批评性评论的背景来看,梅特涅对战争中军人和平民所遭受的人类苦难的感同身受与惊骇,是可信的和真实的。如果不仅仅把这种态度理解为是在一封单一的信中所表达的一时情绪的结果,而更多地理解为作为他道德标准内核的一部分,而且这种道德也影响到他的政策的话,那就可以说明更多的问题。梅特涅不为人所知的这一面,值得更详细地将其展现出来。因此,下面的叙述将第一次对他对自己战争经历的最重要的评价进行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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