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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qiangshuai521  2020-04-27 19:02  阅读 704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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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验与教训
到1994年,拉里·芬克已为黑石金融管理公司募资打造了两只大型基金,管理着约2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资产。但美联储的加息幅度超过了预期,随着短期利率的走高,长期利率也大幅上涨,许多债券投资者都措手不及。债券价格急转直下,市场后来把这一事件称为“债券大屠杀”。拉里手下基金的价值也被拉低了。
拉里想出售这项业务。其中一只基金即将到期,他担心由于业绩下滑,投资者要收回投资。我据理力争:的确,我们和其他市场参与者都在经历艰难时期,但拉里及其团队是这个业务领域内最优秀的,我还想继续发展。即使业绩有所下降、投资人赎回资金,我也确信债券这一资产类别最终会复苏。我告诉拉里要再等待一段时间。一旦时机成熟,我认为出售资产或业务是没问题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我们坚持下去,这项业务将会规模巨大。
但我无法说服他。“为什么我对你的信心比你自己更大?”我问他。他告诉我,这笔业务占他净资产的100%,但仅占我净资产的10%,因此我们对风险的偏好不同。我们就这笔业务来回沟通了好几个月。
我们的另一个分歧是业务的权益问题。根据我们最初的协议,黑石拥有黑石金融管理公司一半的股权,拉里和他的团队持有另一半。我们同意将各自的股份减少到40%,拿出20%作为股票分配给员工。如果在此之后还有任何进一步的股权稀释,则从拉里所持的40%里出。协议就是这么规定的。但没过多久,他们就要求我们放弃更多股权,我拒绝了。拉里和他的团队非常愤怒,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他们干的。而我认为,一旦签约,就要按协议执行。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把协议放在一边,满足拉里的要求。
黑石、拉里及其团队最终把黑石金融管理公司的股权出售给匹兹堡的一家中型银行PNC。其中唯一值得回忆的是重新命名这家公司的过程。一旦PNC持有公司,公司的名字里就不能再出现“黑石”的字样。拉里希望新名字也能反映这家公司跟黑石曾经的联系,他建议使用“黑砾”(Black Pebble)或“黑岩”(BlackRock)。我觉得黑砾听起来不够大气。于是我们选择了黑岩[1]。
出售这项业务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责任在我。拉里陷入困境的基金从1994年的最低点恢复,而PNC在这次投资中大赚一笔。我一直想象着拉里可以成功打造一个大规模业务,他也的确成了全球最大的传统资产管理者。现在我也经常见到他,他过得非常开心。黑石和黑岩的分道扬镳令人唏嘘。两家公司都在曼哈顿中城,相距一臂之遥,是由同一个办公室的几个人创立的。我时常想象,如果两家公司当初没有分开,现在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如果今天再让我面对1994年的情景,我会想其他办法,不会把黑石金融管理公司卖掉。拉里是个11分人才,他的业务正是我们想要在黑石建立的业务——不仅有机会产生巨大的利润,还能产生一种知识资本,为公司的所有业务提供信息,增强我们在其他领域的业务能力。此外,拉里的技能是对我本人技能的补充,他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才和管理者。我专注于非流动性资产,而他擅长流动证券投资。我们本可以在同一个企业里展开这两个业务。
但作为一个缺乏经验的首席执行官,我犯下了错误,任由我们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我坚持不能稀释黑石持有的股权,因为我认为尊重原始协议的条款是道德原则。其实,我应该认识到,当情况发生变化、业务表现极好时,调整有时也是必要的。
————
当第一次想到增加黑石的业务线时,我们的宗旨就是要有选择性地进入新领域。新业务不仅本身要表现出色,还能让整个公司获得更多信息、知识和技能。我们相信,我们从不同的业务领域学到的东西越多,公司的发展就会越好。这是哈佛商学院传授的一个理念:在商界,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寻求机会、分析市场的角度和方法会有所不同。我们的视角会更加多样、分析会更为深入。我们公司的信息来源越多,我们知道的就越多。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越聪明,想要与我们合作的人就越多。
1998年,我们在欧洲开展了首笔大型交易,收购了英国的萨伏伊集团。萨伏伊集团持有伦敦四大历史悠久的高级酒店:萨伏伊酒店、克拉里奇酒店、伯克利酒店和凯莱德酒店。当时我们还没有在伦敦开设固定的办事处,交易谈判也很艰难,因为业主多年来一直在反对出售。于是我乘飞机去伦敦签字。之后,我去了位于梅菲尔区的克拉里奇酒店。我找了一个沙发,坐下后整个身体深深地陷了进去,膝盖几乎跟耳朵同高。这个酒店亟须彻底整修。
可是,黑石有什么资格改造酒店呢?英国媒体把我们称为“野蛮人”,是一群要毁掉这些国宝的无知的美国人。我知道,克拉里奇酒店重新装修的效果将决定英国对黑石的评价。这个酒店是伦敦最大、最传统的酒店之一,也是女王的最爱。如果我们做得漂亮,将来在英国开展业务就会更容易,效果会比任何广告都好。我觉得这项工作很重要,于是亲自承担了酒店修复和重新装修的监督任务。我喜欢参与美好事物的创造。
我认为,要让英国人满意,最好的办法就是聘请一位英国装饰师来翻新酒店。我打电话给马克·伯利,他在伦敦创建了一系列风格时尚、颇受欢迎的俱乐部和餐厅,包括安娜贝尔餐厅和亨利酒吧等。我建议他在克拉里奇酒店开一个俱乐部。他警告我不要跟他合作:“因为我特别不讲道理。”他告诉我,他在伦敦装修亨利酒吧时,供应商把主餐厅烛台搞错了,送来的烛台与预定的不符。这个项目已经延期了几个月,他的家人和商业伙伴都在努力推进,希望早日完工。他们劝他暂时将就,不要为了几个烛台再推迟开业时间。但伯利不愿意让步。他要等到一切完美再开业。“我们赔了很多钱。”他告诉我,“但我不在乎钱,我关心的是完美。这会影响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他为了追求卓越,放弃了轻松无压力的生活,我表示完全能理解他的选择。
后来,我请来5位顶级英国装饰师,又组织了几位品味出众的上层社会女性组成专家组,让装饰师给专家组做演示。我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把装饰师和专家组聚到一起。在一天的演示结束时,我请专家组进行投票。其中一位女士举起手来问道:“我必须投给其中的一个人吗?”她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一个都不喜欢。
第二天,专家组的一个成员、我的朋友多丽特·穆萨伊芙给我打来电话。她觉得我需要的人根本不是英国人,于是她向我推荐了一位住在纽约的法国人。我心想,这样的人并不是装修英式风格伦敦酒店的理想人员,但我已经无计可施了。
几天后,蒂里·德蓬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打扮得一丝不苟,全身散发着迷人的法式气息。他送了我两本关于他设计作品的书,并说:“我不参加面试。如果你想聘用我,请直接聘用我。此外,我不做商业工作,因此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是不合适的。”
我自然感觉很好奇。这种谈判必将不同寻常,所以我开始发送探测器,看看能不能穿透蒂里强大的表面。我问:“既然你不做商业工作,那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做大房子。我刚完成的一个大房子的图书馆比克拉里奇酒店的大厅还大。”他又强调说,“我工作的时候没有预算。”
“听起来很有意思。”
“本来就很有意思。”
“出于好奇地问一下,你有没有做过任何商业工程?”
“是的,我给朋友拉尔夫·劳伦做过。”拉尔夫在重新设计自己在新邦德街的门店,他请蒂里复刻凯莱德酒店的楼梯间。“我告诉拉尔夫,我不能复刻凯莱德楼梯间的样子,但能复刻楼梯间的精髓。”于是,蒂里一直在纽约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打造复刻了精髓的楼梯间。他告诉我,他曾因不同的活动和原因在克拉里奇酒店住过17次。他认为,这是一个“混乱的酒店”,其中一些房间是格鲁吉亚风格,一些是维多利亚风格,酒店缺乏整体感。他已经在头脑中重新设计了整个酒店,他说:“我就是这种思维模式。我住在哪里,就会想如何把这个地方装修得更好。”
跟不认识的人聊天,无论聊什么,都应当始终保持耐心,持续提问,直到找到一个共同点。蒂里不仅经常在克拉里奇酒店住,还思考过如何设计酒店,这一点告诉我,他最初对商业工作的保留意见是真实的,但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现在的情况。克拉里奇酒店的装修可能会招致怀有敌意的舆论意见,而蒂里有信心把酒店改造好。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他说服。
“我知道你不做商业工作,但我感觉这根本算不上一个工作,”我说,“你已经在脑海中重新设计了这个酒店。”更重要的是,对任何装饰师而言,这个酒店都会是最好的广告。我认识很多设计师和装饰师,但从未听说过他,这一个项目就能增加他的知名度。“每个来伦敦的富人都会知道是你装修了克拉里奇酒店,如果他们喜欢,就会聘用你的。”
“我会考虑下,然后打电话给你。”
两周后,他回到我的办公室。“我考虑了你的意见,我觉得做这个项目很容易,也能做好。”我问他有没有什么设计思路或草案给我看。“我的工作方式不是这样的,规则是:我会跟你讨论颜色和概念,向你展示我的想法。你可以对我的想法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我会和你一起工作,你可以否决我的任何想法,被否之后,我会再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到了这一步,我决定把坏消息告诉他。考虑到我们收购酒店最终支付的费用,公司已经没什么钱聘用一名昂贵的装饰师了。现金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正努力从这笔交易中获利,但钱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对他来说,这家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广告。他也不亏,我们也不亏,完美的结果。
“你跟每个人都这样说话吗?”他问道。
“我只是实话实说。”
“我唯一的回答应该是‘不好’,但我现在要说‘好’。”
蒂里的工作极为出色。装修完成后不久,我就收到住在伦敦的流亡的希腊国王寄来的一封信。在我们收购了克拉里奇酒店后,他曾给一家英国报纸写信,称我们这些粗鲁的美国人会摧毁他最喜欢的酒店。而在看到了黑石及法国装饰师的工作成果后,他很友好地写信给我,表示自己之前是错的。
————
伦敦酒店交易的成功是黑石决定在英国开设首个海外办事处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末,诸多竞争对手开始开设国际办事处。进行全球扩张的理由有很多,其中最迫切的理由就是可以获得更多投资机会。我们可以募集新的资金,找到回报投资人的新方法。如果美国再次陷入衰退,我们就可以把重点转向欧洲等发达市场,或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市场。但是,虽然之前在其他国家也开展了一些交易,如收购萨伏伊集团,但公司并没有加速进行海外扩张,原因有二。
首先,我们最重要的投资规则是:不要赔钱。我们在美国发展很顺利,有很多交易机会。我们了解风险,也知道如何把风险最小化。而在新的市场中,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学习。
其次,自从埃德科姆事件后,公司设立了严格的投资流程,而海外扩张可能会影响这一流程。流程成功的关键在于同一批人身处同一个房间,长期共同审查几十个交易,解读彼此对交易的信心水平。在得出结论之前,我需要相关人员亲自向我介绍这笔交易。我可以从他人的音调中听出细微差别,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进行判断,这些信息跟他们汇报的内容本身一样重要。如果我们与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办公室只是通过电话交流,那么我想我们很难保持公司投资流程所需的严谨性。视频会议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的想法。2001年,你可以实时与千里之外的人进行互动。那一年,我们在伦敦开设了办事处。
如果私募要在海外设立前哨,英国明显是首选。这是欧盟交易最活跃的国家,我们也做过一些交易(如收购萨伏伊集团),只是没有把团队搬过去。对美国公司来说进入英国市场相对容易,因为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和整体营商环境与美国相似。但是,我觉得黑石需要在英国独树一帜。我们观察了一些在英国做交易的美国人,他们穿着定制西装和鞋子,伪装成英国人。我们也看到一些在英国做生意的欧洲人,他们对英国人心怀敌意——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不和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我们认为,我们的优势是毫无掩饰的美国、毫无掩饰的黑石,我们要在没有任何文化包袱的情况下,为市场提供获得美国资金的途径,提供美国的商业知识。我们就是一群货真价实的美国人,在英国做生意。
大多数创办新企业的公司都会选择一位沉稳并且有着资深管理经验的人士担任负责人。是发展更重要,还是保持我们的文化更重要?两者相比,我们认为派遣一个能体现黑石文化的人更为重要。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位我们可以绝对信任并渴望在黑石集团内部建立自己企业的人。
戴维·布利泽1991年从沃顿商学院毕业,毕业后直接加入黑石,是我们招聘的首批应届毕业生。我在深究交易细节时,会突然给初级分析师打电话,他就曾是其中之一。他喜欢可口可乐、汉堡包和纽约洋基队,从不穿定制西装,是个由内到外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性格开朗,善于交际,为人聪明,富有企业家精神。
唯一的问题是戴维自己不想去。他和妻子艾莉森还没有孩子,他们担心英国医院的医疗条件不好。所以我和克里斯汀请他们去中央公园南街的一家法国餐馆吃饭。我向戴维和艾莉森承诺,如果他们需要任何医疗护理,公司会支付往返美国的机票,如果艾莉森怀孕了,那么他们两个人可以在预产期前一个月回来。对当时的公司来说,这种安排的成本很高。但我希望戴维能去英国。我向他们保证,我认识的每个搬到伦敦的人都爱上了那里。他们最终去了伦敦。
戴维选择让乔·巴拉塔成为他的助理经理。乔曾在摩根士丹利工作过,也是二十多岁就来到了黑石。乔热衷创业,痴迷于商业世界,而不仅仅是金融。他工作努力,曾经在一些待人接物最不地道的合伙人手下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但他挺了过来,为自己打造了极佳的声誉。像戴维一样,他能直观地理解黑石的投资流程和企业文化。
他们带着资金抵达伦敦。我们当时还没有办公室,转租了一小块KKR集团的办公区。借助黑石在私募股权和房地产方面非同一般的专业知识,他们开展交易,收购了酒吧、酒店和主题公园,并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区。他们富有创造力,积极进取,完成了黑石历史上一些最为成功的交易,建立了公司第一个全球前哨基地,并完整地保留了公司的核心文化和纪律。后来,戴维和艾莉森在伦敦一共养育了5个孩子。
与此同时,在纽约,我们也在不断扩张。汤姆·希尔是我在陆军预备队就认识的伙伴,我们两个也曾在雷曼兄弟共事。我请他打造了一个新的对冲基金业务——黑石另类资产管理公司(BAAM)。当时,黑石在另类资产管理领域刚刚起步,汤姆接管了这一业务,并将其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全权委托投资者。他最开始管理的资产不足10亿美元,到2018年他退休的时候,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了750亿美元。
————
戴维和乔抵达伦敦不到一年的时间,黑石租用的办公室已经不够用了。当进入新市场时,公司做出的每个选择都是一种信号,包括聘用的人员、租用的办公室。这些都是公司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下定决心让新的欧洲总部充分体现黑石的价值观:追求卓越、诚实守信、关怀所有与我们有关的人——我们的员工和投资人。
当我们聘请的房地产经纪人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法国度假。他说他在伦敦找了5个地方,想请我看一下。我穿着牛仔裤和马球衫乘飞机到达伦敦。这5套办公室光线都不好,卫生都很差,天花板都太低,窗户也都很小。我告诉房地产经纪人,这些地方非常不好,而他告诉我,这些是除伦敦金融城以外最好的办公地点了。现在我亲眼见到了这个经纪人:油光的头发梳到脑后,穿着紧身蓝底细白条纹西装,翼尖鞋上补了鞋掌,走起路来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当我们驾车经过伦敦市中心的梅菲尔区时,我注意到伯克利广场有一个被围起来的建筑工地。这个位置很不错。
“那个地方怎么样?”我问房地产经纪人。
“租不了。”他说。这里现在还处在打地基的阶段,但房地产经纪人声称业主在建筑完工前拒绝签署任何租约。我坚持要看一看。
我让车停下来,我们走到建筑工地办公室,找到了现场经理。我表示他的建筑项目看起来非常棒。他说他们为此感到自豪。我问业主是一家保险公司,还是几个聪明的企业家?经理说是保险公司。
当时,伦敦房地产的价值似乎正在下降。租金降至每平方英尺60英镑。我猜测业主最初的租金期待值是每平方英尺70英镑。如果市场继续下跌,那么这座建筑很快会成为一个亏损的项目。我要求现场经理打电话给业主,告诉他们我会以每平方英尺80英镑的价格至少租用一半的空间。如果我租下半栋大楼,每平方英尺支付80英镑,而又没有发生重大意外,业主还能以每平方英尺60英镑的价格租出去另一半空间,这样还是可以达到他们每平方英尺70英镑的预期。
“我知道我的穿着不像一个真正的商人。”我告诉现场经理,“但我告诉你我会付80英镑,我一个人就能拍板,不用向任何人汇报,我们会付钱,所以请让业主知道。如果业主希望我们租一半以上,我们就租一半以上。”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房地产经纪人开始批评我刚才的做法。他说,之前就告诉我业主不准备签署租约,我浪费了他的时间,更是毁掉了我们在这个楼里租用办公室的机会。幸运的是,他这两点都说错了。业主第二天回电话说他们接受我的报价。我们可以租用一半的空间。现在,黑石租用了除一楼以外的全部楼层。
如果办公室不完美,我是不会罢休的。拥有美丽的办公空间,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让客户对我们的能力更有信心,这些回报要远远超过支付额外费用来完成交易的成本。要想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弄清楚能提供给你这个东西的人想要什么。我消除了业主对租金下降的担忧,于是得到了我想要的办公空间。
刚开始,我们把装修交给了公司内部的设施部门。他们聘请了一家设计公司,来纽约为我们做展示。这家公司建议我们在大堂放一块巨大的天然木材。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像添柏岚的一个分公司。
“我们不是一家鞋店,”我告诉他们,“这设计太烂了。”
“您不喜欢哪里?”他们问道。
“我哪里都不喜欢。”
“我们可以改善。”
“不行,你做不到。一旦你想出了这个设计,你就没办法再改善了,因为设计理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也不想让你试着改善了。你也许可以稍加改善,但我认为我们的合作还是到此为止吧。”
伦敦办公室最大的特色就是空间充裕、窗户宽敞。我请来在纽约认识的设计师斯蒂芬·米勒·西格尔,他提供了一套漂亮的设计方案,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至今都还在用:一条不锈钢薄带穿过胡桃木镶板。伦敦和纽约办公室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灯光,所以我们选用略有不同的地毯,根据光线调节,以达到看起来相同的效果。金融公司之前没有这么漂亮的装饰。当时这一设计可谓新颖独特。
在雷曼兄弟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比在家里多,所以我想要一个美丽的办公环境,这会让我心情更为愉悦。我希望黑石的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办公空间:温暖、优雅、简约、平衡,自然光线从巨大的窗户倾泻而入。当人们来到黑石办公室工作或参加会议时,我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被这种体验所震撼。
————
2004年的一个晚上,我在法国东部旅行。我的司机不会说英语,我也因欧洲旅行而疲惫不堪。手机响了,是一个猎头打过来的。她问我是否有兴趣成为华盛顿特区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主席。
这个电话让我很惊讶,当时我甚至不知道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是做什么的。她说这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林肯中心”,主席的职务是兼职。我告诉她,虽然我很喜欢表演艺术,但我有一份全职工作,也就是经营黑石。但她坚持要给我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几天后,曾经担任罗纳德·里根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肯·杜伯斯坦给我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在华盛顿,为纪念约翰·肯尼迪总统而命名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是绝佳的社交场所。其董事会中有内阁成员,每次总统来中心参加活动,我也能见到他。该中心是两党联立的,所以不允许游说。这里也是华盛顿的社交中心,因此主席必须在华盛顿的各个圈子中间搭建桥梁——政界、商圈、法律界、文化圈,把美国和全球的精华带到首都。
我一直对政治着迷。高中时,我就竞选过学生会主席,拜见过埃夫里尔·哈里曼,在准备离开雷曼兄弟时,我也接受过白宫的面试。从黑石的角度看,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与监管和税收相关的问题。我们目前的投资人包括州级、国家级和国际投资基金,因此各级的政治活动对公司业务越来越重要。如果在华盛顿拥有一个正式职位,我就能结识新朋友,了解更多信息。我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简·希契科克。她是住在华盛顿的剧作家和小说家,我想听听她的建议。“史蒂夫,”她说,“你必须要接受。”
肯安排我去见董事会。我从董事会了解到了相关信息:中心的目标、挑战以及主席的责任。肯后来打电话给我,说董事会很惊讶,他们认为应该是他们面试我,结果我面试了他们。我告诉肯,我的目标是学习。我并没有试图说服任何人我适合这份工作。这与我对黑石面试的理解相同。如果双方都可以保持轻松开放的心态,积极互动,那么双方是否合适便是显而易见的。从那天的谈话来看,我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似乎很契合。
接下来,肯要我见见参议员特德·肯尼迪,每一届新任主席都必须由他代表肯尼迪家族批准。特德来到纽约看我,告诉我,在他的哥哥杰克[2]和鲍比[3]20世纪60年代被暗杀后,肯尼迪家族将其公共遗产分开管理。特德负责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杰克的女儿卡罗琳[4]负责波士顿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我对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有一个简单的规则。”他告诉我,“我会支持你,并确保你从国会获得所需的资金。即使你搞砸了,我也会支持你。在华盛顿特区,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都能搞定。”在我的想象中,这个过程会涉及各种各样复杂的政治因素,而特德的承诺让我距离接受这个职务更进一步了。
我告诉特德,还有一件事:我想让卡罗琳介入。她代表下一代肯尼迪家族,却从没有来过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他说他会跟她讲。几天后,卡罗琳打来电话,我们安排了一次会面。我告诉她,我希望她成为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勇于变革、焕然新生的象征。我知道,她本身并不想做类似的事情,但对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她不能参与,我就不能同意担任主席。令我高兴的是,她同意参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活动。她开始每年主持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荣誉奖电视颁奖典礼,戴着她母亲著名的钻石耳环。
参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事务,也让我与乔治·W.布什重新取得了联系,他在耶鲁大学比我高一届。我在1967年的双亲节那天认识了乔治的父亲,他后来成了第41任美国总统。为了纪念我的任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在白宫的私人场所举办了一场午宴。午宴的蛋糕复刻了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样子,蛋糕上的建筑模型上覆盖了一层巧克力翻糖,舞台是用雪葩制作的,乐团成员是桃子切片,覆盆子代表了观众。
还有一次,我和乔治在白宫等着参加一个活动,两个人有几分钟的时间闲聊。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问道。
“什么?”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是总统。所以我在这儿。”
“我的意思是,你是怎么成为总统的?”他哑然失笑。他也同意,如果你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耶鲁遇到我们,那你一定想象不到,几十年后,我们两个人都出现在白宫,成为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面对此情此景,我很想捏捏自己的脸,确定不是在做梦。这样的相遇也再次提醒了我:在生命早期无意中结识的人,会在生命后期不断出现,并给你带来惊喜。
因为这个职务,我需要经常去华盛顿,而在首都的日子比我想象的更为充实。我有机会见到美国政府几乎所有重要人物——从最高法院大法官,到国会领导人,到政府成员。
担任主席也让我过了一把制作人的瘾。只要我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我都会上台介绍演出节目和嘉宾。在颁奖的时候,我会对获奖者表示欢迎,并设宴接待他们。在我任职期间,曾获得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荣誉奖的人包括多莉·帕顿[5]、芭芭拉·史翠珊[6]和艾尔顿·约翰[7]等。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2005年,当时我们授予蒂娜·特纳[8]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荣誉奖。自从上大学以来,我一直很喜欢蒂娜的音乐。现在,我有机会招待她和其他4位获奖者,参加整个周末的庆祝活动。蒂娜和她的好朋友奥普拉·温弗瑞一起来到现场。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活动上,奥普拉向蒂娜敬酒,并跟我们一起参观了白宫。在我们参观的时候,蒂娜一直不停地喃喃自语:“我不敢相信,以我的出身,竟然有一天能来到白宫。”她的声音小得出奇。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荣誉奖的颁奖典礼上,碧昂丝和一群伴唱歌手演唱了《骄傲的玛丽》,他们穿着蒂娜和爱科泰思乐队出名的原创短裙。我和蒂娜在包厢里,与其他获奖者和总统坐在一起,我看到她的双眼噙满泪水。
几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纽约第四十二街的奇普里亚尼俱乐部参加一个慈善活动,当时我看到在附近的桌子旁有人向我招手。因为灯光的原因,我看不清是谁,但是我的妻子推了推我,让我过去打个招呼。那是碧昂丝和她的丈夫杰斯。我们聊了几分钟,又回忆起她2005年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表演。事实证明,她跟我的感受一样,都觉得那是一个令人难忘、与众不同的夜晚。当走回自己的餐桌时,我喜不自禁地摇了摇头——我何其有幸,过上了这种非同一般的生活。
人生中重要的一点是始终对新体验持开放态度,即使这些体验并非完全在自己的规划内。我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职位让我能够利用自己在组织管理、资金募集、人才招聘方面的丰富经验,来回馈美国这个重要的文化机构。作为回报,我加深了对华盛顿特区的了解,也在娱乐业的几乎每个领域(包括喜剧、戏剧、音乐、电影、电视、歌剧和舞蹈)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并建立了新的人际关系。我还会见了与每个艺术形式相关的明星、导演、编舞家、音乐家和作家。对来自金融界的人来说,担任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主席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我当时并不知情,但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最终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为我后来打造类似的机构提供了几个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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