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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qiangshuai521  2019-09-23 18:44  阅读 914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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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古代,大家通常会称之为封建社会,其实封建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封建社会由马克思定义,指的是以地主阶级剥削农民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式开始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结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狭义的封建社会指分封制的社会结构,这种提法最早是指西欧的中世纪的国家结构,中国先秦时期也存在类似的制度。这里讨论的封建属于狭义的封建,即分封制度。准确地说,这种封建作为一种主流的政治社会形态,只存在于秦统一之前,统一之后的历代王朝属于君主专制国家,政治制度是集权制而非封建制。

夏商时期国家机构虽然形成,但组织依然非常松散。周代建立并实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封建使国家内部联系进一步加强。封建制度的实施,实际上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卜辞曾记载商代的封建,不过卜辞中的许多侯伯只是传统的氏族势力,商王是他们承认的共主。只有当商王向外扩张时,才会将商族子弟分封出去镇守新征服的地区,这与周初以本族势力扩张的封建有所不同。但另一方面,周初封建以氏族为社会基础,是继承商代的。

周人的来源并没有明确记载,只留下简短的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这个故事中不断提及农业,说周人始祖契自幼熟悉栽种农作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直到商朝末年有关周人的记载才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周人崛起于陕西渭水流域,从受商朝节制的部落国家渐渐发展壮大至“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见《论语·泰伯》)。但这种状态毕竟不能持久,周武王挥师东进,数月之间灭亡殷商。周公继起,平定三监和武庚的联合叛乱,向东方发展,直至成王、康王时代才完成。新征服的东方不仅人口众多,而且以群体而非个体存在的氏族传统极深,于是周人面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如何巩固刚刚征服的土地和人口,进而巩固新生政权。

周人的应对方法便是武装殖民,即周初的封建。在东进的过程中,周人开始大规模殖民,对东方广袤的土地进行军事占领。先在洛邑经营成周,作为东进的大本营,不少殷商贵族被强制迁移至此并受严密监视。后分封姬姓子弟于东方各个战略要点,封建的本义便是封土建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之言:“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殷商贵族被打散,分别隶属于各封国之下,各地原住氏族也在武装控制下接受周人的统治。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周人建立起坚固的城堡作为镇戍据点,众多据点互相掩护,达到控制东方、藩屏周朝的目的。周人通过封建将血统的联系作地理的扩大,国家的纽带比商朝进一步加强。

当然,武装殖民只是周初封建的一方面,另外一面则是对旧氏族势力的安抚怀柔,毕竟氏族势力仍旧强大,周人只能因其势而统治。于是在周初分封的国家中,上述的“封建亲戚”只是类型之一,还有三种类型都是对旧氏族的怀柔:一是分封古代共主的苗裔,如神农之后封于焦,黄帝之后封于祝,尧之后封于蓟,舜之后封于陈;二是分封早先臣服的商人和归顺周的古国;三是在东进过程中与周人合作而且立功的异部族,但多分封于周朝中心的关中地区,便于监视。周人对旧氏族的统治,充分尊重他们原有的习俗,如隶属于鲁国的殷民六族,族长仍能“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见《左传·定公四年》)。

在周朝封建贵族的社会秩序中,周王与诸侯的关系,一方面是血统的衍生与宗族的分支,另一方面也是主从关系。血统衍生与宗族分支表现在周人的昭穆制和大小宗制。昭穆制只论辈分,不论亲疏,太祖之后,一代为昭,一代为穆,再一代为昭,再一代为穆,循环往复,就权力分配来讲,具有氏族共权的特点。随着东进的完成与封国的增多,土地的分封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昭穆制便与封建失去了联系,只能用以维持氏族成员的共同意识。代替昭穆制而起的是大小宗制,根据《礼记·大传》,受封的诸侯和卿大夫都可以“别子为祖,继承别宗”,百世不迁,而其他许多不能分封的贵族子弟,只能成为小宗,五世之后与当权的宗族失去联系,沦落为庶人。诸侯、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国或采邑内是大宗,但面对周天子时只能以天子为大宗,而卿大夫又以诸侯为大宗。通过大小宗制的联系,以宗周为首脑,使得周人不致因分封而分裂为许多不相联署的社会政治单位。此外,封建贵族的主从关系体现在锡命礼上。诸侯受封时,必须行锡命礼。当诸侯朝觐天子时,都有锡命,予以训诫,赏赐礼物。而在封建贵族继承祖先的封国和职务时,同时继承祖先所有的人民和土地,这时也需要以锡命礼来肯定对周天子的臣属关系。不但周天子对诸侯行锡命礼,诸侯也能对卿大夫行锡命礼,于是封建贵族的关系建立在层层的主从关系之上。与此同时,除了对周天子的军赋、贡献等一般性义务,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周天子不能干涉,卿大夫也是如此。

经由分封制和宗法制,周朝已经在实际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在此基础上,周公“制礼作乐”,从文化维度进一步巩固封建贵族的统治,上述锡命礼就属于礼乐制度,《礼记·明堂位》有云:“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其实,礼法早在夏朝就有端倪,到了殷商神权时代,礼法得到了信仰上的巩固,周公总结前人经验,完善了礼法体系,使其适用于宗法制。“礼”的目的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兼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利益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持。而“乐”则被当成一种对不同阶级施行的不同待遇,同时,封建贵族还能通过这种文化符号来协同行动,解决矛盾,调和因等级而形成的各种冲突,“乐”也由此升华成为一种心性教养,从而积淀在民族性格之中。

除了封建贵族,还有绝大多数的处于贵族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国人和野人,都属于贵族的人力资源。周人武装殖民之后建立城堡,城墙之外的郊远地区称为野,住在城外的人民称为野人,住在城里的称为国人。国人与野人社会地位最大的不同,在于国人拥有参政的权力,这源自早期的氏族共权,虽然野人没有,但与封建贵族感情的好坏也足以影响贵族的实力,毕竟贵族要依靠他们来供养保卫自己。无论国人还是野人,耕种都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农业是当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由于生产技术的低下,农业生产仍然以共同劳动为主,农耕时彼此互助,土地也无所谓私有,赋税必须以里、邑为单位缴纳,而非家庭或个人。作为周朝另一大制度的井田制,就是这种互助耕作的体现,虽然争议颇多,但《诗经·大雅》中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句子,每块井田被分割为九个等方块,八家农户各耕种外围的八块方地,中间的公地即诸侯、卿大夫所领之地,由八家共同耕种,这被视为一种公众的义务。黄仁宇认为井田制是一种间架性设计的代表,来自标准化的要求,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结构可以人为地创造,而且同时引出上层设计的形式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礼坏乐崩

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周初建立起以封建制度为主体,以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等一系列维护统治的制度为辅翼的国家架构。作为一个在前所未有的广大疆域内统领若干农业小国家的大宗主,周王室保持着实力与权威,新耕地不断开拓,四夷逐渐由渔猎转为耕耘并相继向天子进贡,天子对各种争端的仲裁也颇有力量。但是在公元前800年前后甚至还要更早,以上种种制度逐渐失效,以至公元前771年,国都被入侵的戎族攻破,西周最后的国君幽王被杀。其子平王东迁,开创了东周的历史,但也走入政治长期衰败的时代。一般将东周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春秋,即公元前770—前476年,二是战国,即公元前475—前221年。如此称呼是根据两部史书而来,一部是鲁国史书《春秋》,另一部是着重记载军事和外交的《战国策》。

走进春秋战国之前,我们需要明白周初建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稳定发挥效用的封建体制为何式微。其实,用封建制度维系对天下的统治,一方面仰仗周王室的实力,另一方面依赖宗法关系和感情,由此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但天子的实力不会一成不变,宗法感情也会渐渐淡漠,于是封建贵族社会的秩序首先发生变动。由于贵族秩序变化的影响,加之生产技术的突破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基层国人与野人的氏族结构遭受破坏。而社会流动加速,使社会基础由氏族变为个别家庭,经战国至秦汉,形成编户齐民的社会。

周初分封的贵族屡有迁移,并未固定于某地,但当武装殖民完成之后,封地的性质逐渐增强,进而固定,以诸侯国都为中心不断向外界扩张。封建最初只是一个据点,贵族的领地彼此不相连接,然而当领土扩张之后,相邻的诸侯国间难免起争端。此外,封建贵族阶级固定之后,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礼,成为贵族生活的重要部分,礼仪隆重,便难免繁文缛节、奢侈充排场。为了充排场,很多大贵族不得不以所领的山林、田地或其他权利与主管生产的小贵族交换他们所需的物资,而诸侯将所属田地直接赐予属下的情形也屡屡发生,贵族内部地位的升降变化由此发生。

西周末期以来,贵族延续数代,早已不可能保持周初那样亲密的宗法感情,而随着诸侯国的发展,周王室与分封诸侯间实力此消彼长,区别渐渐缩小。于是矛盾和冲突表面化了,有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了诸侯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的战争,甚至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也有斗争。在春秋的长期混乱中,有的诸侯国君因为争斗失去地位,甚至沦为奴隶,《左传·昭公三年》有载:“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同时也有一些小贵族甚至庶人、奴隶的地位上升,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左传·哀公二年》载有赵简子之言:“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意思是原本不能仕宦的庶人可以出仕,低贱的人臣、隶、圉也能改变旧有身份。如此一来,整个井然有序的宗法制度在实际上已经瓦解。

一方面由于宗法制的瓦解,另一方面因为争权夺利而给国君带来的痛苦经验,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国都极力摆脱封建贵族制度,转而走向君主专制,封建制便名存实亡了,这个过程被称为礼坏乐崩。其实礼坏乐崩只是形象的说法,崩坏的并非只是周初建立的礼乐制度,而是以礼乐制度为代表的周以来整个封建社会秩序的解体。这一次变革的影响绝不亚于晚清时“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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