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陈嘉映,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创造性与自主性

一幅画虽然可以有它的效用，但一幅画的效用跟一条沟的效用并不一样。挖一条沟来埋光缆，这个目的很明确，因此也明确决定了这条沟要多长多宽多深，画一幅画，我们事先却不知道这幅画会是什么样子，至多只有一个大概的设想。即使这幅画是有人为特定的目的定制的，目的是祝寿，纪念某次重要的战役，为某人或某个家庭做肖像，为一款新式风衣做广告，画家以及委托人事先仍然不知道落成的画面确切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常说绘画之类是创造性的活动，这是什么意思呢？挖土方，你也可能发明一种新方法，从而提高了挖土方的效率，下围棋，你也可能发明一种新的布局法，为什么我们格外突出绘画之类的创造性？挖土方、围棋布局上的创新是技法上的创新，不改变这些活动的目的——无论这个目的是外在目的还是内置目的。艺术活动的创造性却不止是技法上的，绘画的目的本身随着绘画活动不断改变。若把表现美这样笼统的东西说成是画画的目的，那么，你用古埃及人的方式画，用拉斐尔的方式画，用梵髙的方式画，所表现的“美”会随着这些不同绘画方式改变，或者说，它们表现着不同种类的“美”。莫奈画得比库尔贝更好吗？莫奈创造了一种新画法，绘画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使得画画这种活动更丰富了。也可以这样说：一幅出类拔萃的画作有可能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某些新东西，它通过这些东西改变了我们看待事物的眼光。画出一幅新的画还说不上是什么创新，这里，创造性大致是说改变了我们看待事物的眼光。

在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框架里，实践活动不同于制作活动，“制作有自身之外的目标；而实践活动没有这样的目标，它的目标就是行动的善好本身”。（NE，1140b7）我会把这一点说得缓和些：实践活动的目的无法完全独立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在极端情况下，“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

无论画画有什么目的、什么效用，这些目的和效用都不能完全束缚画画这种活动。绘画实践本身不断重新定义绘画的目的和效用。绘画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多少少自主自治的传统。一串前后相续的活动和事件还不足以构成传统，“传统”总是指某种自主自治的发展。但若一种活动完全由这种活动之外的目的所规定，它当然就不是自主活动。

艺术和学术坚持其自主性，有利于抵御政治和商业的侵蚀，甚至有人为此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艺术家用“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口号来抵抗政治的或商业的外部要求，捍卫艺术的自治。不过，如果我们脱开具体情势，把“为艺术而艺术”这个主张当作对艺术活动的全面刻画，我们就会被误导，仿佛艺术当真是像下棋打网球那样完全自主的纯粹游戏。并非如此，艺术通常有艺术之外的效用。当然，艺术有很多层级，有的艺术家，“艺术家的艺术家”，他们似乎是在为众多艺术家做示范，更接近“为艺术而艺术”，而有的作品则接近于直接取效。只是，无论艺术作品有什么实际效用，如果效用变成了指令，压制了艺术家的创造性，艺术就完蛋了。一幅宣传画、一个广告，若要有好效用，也必须尊重作者的创造性。

一个实践传统多多少少是自主自治的，它却不是自闭的。一幅画好不好，固然不只在于受众喜欢不喜欢，但若全不顾受众的感知，艺术品评就变成业内人的自说自话。从实践者方面说，你投入一项实践，原不只是为了取效，你好之乐之，但若我们把业行之外的社会整个排除在外，这种乐趣会退化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乃至退化成一种接近于吸食麻醉品的乐趣。传统的自闭还可能产生更恶性的社会后果。师徒相传的潜移默化可能变成贬义上的潜规则。前面引用过贾德森，他一方面指出自治自律有助于防止造假，但他也发现，造假“特别容易产生于一些宣称实行自治、自律的体制或职业之中”。[5]过度强势的传统会把门槛变成壁垒。美国医学会在维护医疗传统方面功绩卓著，例如它保障了从业医师的水准，但它同时也是个利益集团，不遗余力地维护美国医生畸高的收入水准。

如前面曾说到，每一业行的道理都与其他一些业行的道理相通。据说，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黄帝内经》说是本医书，四时五行无所不论。现在，医学近与生理学、远与X光学交织在一起，医疗大与环境保护小与个人清洁卫生交织在一起。实践活动不是游戏，它有取效的一面，你做得好不好，不能单由业内人来评判，也要看受众是否受益是否喜欢。一种实践活动有它自己突出德性，然而，没有哪种德性单属于一个业行。

§6　行医也并非尽于取效

艺术比较靠近游戏，艺术这个业行之具有自主自治相当明显。不过，即使像行医和战争这样注重取效的活动也是多多少少自主自治的。兵以胜为功，而且，战争是极为残酷的人类活动，但战争仍然有它自己一套不能完全由胜败评价的规范，此即所谓“武德”，如禁暴、戢兵、安民。也许“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也许待其已陈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大概从前是打仗的规矩，只是到了泓水之战那个时期，这些“古例”已开始瓦解。败军之将何敢言勇，但我们也看到在南北战争之后、在日本海大海战之后，得胜一方向败军的统帅致敬。这些也许都是过时的贵族遗风吧，但即使今天，不宣而战、使用化学武器、杀降、杀害平民尤其杀害妇孺，这些“不择手段”的做法仍然会让为战者遭受更多谴责。这些也把战争与恐怖袭击区分开来。古人既然有武德的观念，于是也有“胜之不武”的说法，这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今人更多用明文订立条约法规来代替惯习。

跟画画相比，行医是更加明显取效的活动，离开游戏很远。[6]行医显然不是只有内置目的的游戏，医生并非只关注行医的过程。行医是手段，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或造就最广义的健康。“为艺术而艺术”，不管你是否赞同，这话你能听懂，却从没听说过“为行医而行医”。

何为健康，怎么就叫有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普通人都知道，而不是非由医学来定义不可；就此而言，医疗是为了医疗之外的目的服务的。不过，医疗的目的或“何为健康”不仅随着其他社会观念改变，它也随着医疗自身的发展改变。营养不良（维生素的发明）、整容整形、器官移植、变性、试管婴儿，一样一样纳入了医疗范围之内。“心理健康”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行医虽然明显是取效的活动，但像大多数人类活动一样，行医的效果不是单义的，不限于正确诊治这个单一目的。我上医院是为了治病，医生好不好，要看他是不是把我的病治好了。但这不是整个故事。大家知道，现在抱怨最多的不是治疗效果，而是抱怨看病难看病贵。你拉稀，他验血验尿然后五脏做了B超，脑部做了CT，折腾好几天，花了万儿八千，拉稀治好了，或还没开始治就好了。高干病房的医生，也许完全不用考虑医疗费用，但我想象过去的郎中，他考虑你花多少钱并不亚于考虑你的病能不能治好。病人家财万贯还是一贫如洗？——《黄帝内经》有言：“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郎中大概不能让你倾家荡产治好脚气。有一种药治疗脚气更有效，但十分昂贵，我们多半不会去用它，实际上，由于很少有机会使用这种药，它不大可能被找到，找到了也很容易失传。

买点儿什么花多少钱合适，这当然不限于求医治病，但在治病这事儿上更加突出。病来如山倒，我们平常买东西则比较从容；个体健康的“价格”极难衡量，不像平常买东西可以货比三家；治疗的效果尚在未定之天，不像买橘子可以先尝一尝，该怎么治病，多半只能依赖大夫的判断，而病人和大夫几乎永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势。

回过头来单说治疗效果，它也不等于治愈率。一位名医，很多疑难杂症来求医，病危病重的来求医，就算他神，他的治愈率也比不过一个治疗普通感冒拉稀的郎中。治疗效果还牵涉到其他很多事情。尽量保住乳腺癌患者的乳房，是不是疗效的一部分？该冒致死之险把一个病人治愈还是取“保守疗法”听任病人落个终身残疾？为此还得考虑病人是老人还是少年，而不能“见病不见人”——折腾个天翻地覆，把个风烛残年身上的某种病根除了，有啥意义？

除了治疗，还有与病人的沟通。求医，不止是有了病想把病治好，经常，求医人想了解自己有没有病，这病有多要紧，都有哪些治疗或控制办法，或泛泛想了解跟某种身体不适相关的一般情况。我这里那里不舒服，不一定算得病，需要的不是治疗，而是依照良好的建议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得了小病，也许我用不着理睬它。严重些的病，我想知道治好这病麻烦不麻烦，要花多少钱。要命的病呢？不一定治得了，我最关心的也不一定是怎么千方百计治好这病，而是自己走前还有多久，还来得及安排点儿什么。不少时候，病人想知道这些的愿望并不亚于把病治好的愿望。这些，从前比现在更突出些——我甚至猜想，无论得个大病小病，都要玩了命把它治好，这是相当晚近的习俗，由患者、医生、医疗制度合力造成，在现代医院里，医学能做到什么医生就去做什么，这倒有点儿“为行医而行医”的意思。一位医生自问：“生命不息治疗不止，让人心生几分沮丧，治疗有何意义？”

行医是跟人打交道的。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引用西人所云“Medicine is an art”之后说：“请注意，这里用的是art，而不用skill或craft，它（行医）是需要用心和用情的，而不只是简单地靠技巧。”[7]跟画画相比，行医的确十分靠近取效一端，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艺术。让患者了解他的身体和疾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行医经验帮助患者以更加合情合理的方式对待疾病，这些也该是行医的一部分。一位名叫特鲁多的美国医生，他的墓志铭是“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减轻；总是去慰藉）。从反面说，医生那份冷漠，那份不耐烦，那份字迹古怪的诊断书，可没少让患者抱怨。刚刚写到这里，从一份报纸上读到名医顾晋在全国人大上的讲话，说是“80%的医患纠纷，不是医疗差错，而是沟通问题”，他接着说，“我的经验是，做医生，很多时候情商比智商重要”。从狭义的疗效着眼，现代医疗的确进步很大，但在与病人沟通等不少方面，恐怕没多少进步，说不定还不如从前。

§7　德与才

治病当然是个技术活儿，但行医不仅要靠医术，同样要靠医德。贫富患者一视同仁，减轻患者痛苦，尽量保持患者的生存质量，保护患者的隐私，维护患者的尊严，这些都要求医生有德，更不用说不用假药和多余的药、不侵犯患者这些更基本的要求。流传千古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全篇所涉都是医德。

这里还不是泛泛谈论有德，医生需具备特有的德性。我们都知道，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特需的才能，但说到德性，今人广受普遍主义影响，似乎所有人都应该具备同样的德性。这显然不合于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感知。粗说，每个业行有它突出的德性。政治家需要大度，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学问家需要自甘寂寞。说得远一点儿，盗亦有道。冷兵器时代的战士，他的首要德性当然是勇敢。相较之下，医生更应具备的德性是富有同情心、冷静和审慎，这还包括，富有同情心与冷静审慎的相当困难的结合。

当然不是说，每个业行各自封闭，它们各自的德性不相通融。相反，没有哪种德性单属于一个业行。有些业行，就它们所需要的德性而言，比较接近，优秀的将军、政治家、企业家身上有很多相近的品质，优秀的学者有几分像修行人。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在谈到古代哲学家的时候说，“在世俗哲学生活和僧侣主义生活之间，最终有许多类似”，古代哲学家一旦选择了哲学生活，他们就一定要“改变自己在世俗中的方方面面的行为举止；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使自己与尘世分开”。[8]阿多谈论的是古代哲学家，但若今天还有哲学家，想来也仍然会是那样。有些德性几乎遍布所有业行，最突出的例子，勇敢——人们自古以来把勇敢视作“通行的美德”。举报不法者多半需要勇气，有些政治决断更需要勇气，即使从事学术，也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气”——维特根斯坦甚至说：“天才在于才能中有种勇气。”[9]不过，勇敢在不同业行有不同的分量。在某种延伸的意义上，医生也需要勇敢，但它在行医这个业行里不像同情、冷静、审慎那样突出。从反面说，贪婪在哪里都是恶品，但比起商人，医生身上更容它不得——在突来的寒天里把柴煤的价格抬到最高价位固然可恨，医生若乘病人之危把医药费用抬到最高限度，那真正是丧尽天良了。

在一个目标单一的活动中，从事者只要技能高明就能胜出，但在多数人类活动中，优异的成就既依赖特定的才能也依赖特定的德性。双方格斗，当然要看谁技高一筹，但勇气也是制胜的因素，甚至有“两军相逢勇者胜”的俗语。才与德还在更深一层上难解难分：出色的格斗技能一开始就跟勇敢连在一起——个懦夫学不到高超的格斗技巧，就像心浮气躁之人做不出好学问。更宽泛说，要在一个业行达至优异，他必定要热爱这个业行——这个业行引发他的热情，调动着他的心智。虽然我们不愿把才与德混为一谈，但在相当程度上，在一位优秀的从业者那里，他的优异技术跟他的性情和品德连在一起，跟他整个的人连在一起。画出好画，不只依赖良好的绘画技巧，并且依赖于画家的气度、见识、一般的感受力等等，此陆游所谓：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原始技能更明显地与整个人的品性连在一起，arete这个古希腊词不分才与德，意思就是卓尔不群的才德。[10]到希腊古典时代，哲人们开始注重德性与才能的区分。在中国，这种区分尤其体现于德性之知/见闻之知的两分。这对两分倾向于把道德领域从其他人类活动中隔离开来，并彰显德性之知高于见闻之知。对这一取向，许倬云曾提出这样的批评：中国传统所称的知识系统，“是德性的知识，讨论人与人关系之知识，而非解决自然现象及人间现象的知识”，而忽略自然现象及人间现象的知识，是中国文明成问题的一个方面。[11]我觉得这实是一个中肯的批评。才能之可嘉，当然不亚于德性。一个医生如果没有高明的医术，有再多德性之知也无济于事——你在旅行中因车祸受伤，愿意身边有个没啥见闻之知因而手足无措的老好人呢还是一个不以德性见长却颇通救护之道的人？还有，按照宋明理学内圣外王的思路，我们可以从德性之知开出见闻之知。具体怎么个开法，不大清楚，反正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终究没谁开出这个外王。

西方思想也越来越倾向于把才能与德性区分开来，乃至到康德那里，两者成为完全分离的畛域。休谟断言，在所有的伦理学体系中，自然能力和道德美质的区分比任何其他区分都更加常见。休谟本人颇不情愿接受才能低于德性的主张，他认为，无论就原因还是就效果来说，两者都具有同样的地位。实际上，他不赞同把才德区分得太清楚，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察，例如，才能给予我们称之为德性者以某种新的光辉。立法者与道德家关注的是怎样调节那些自愿的行为，他们因此倾向于把才与德加以区分，他们的立论并不能恰当地反映我们在日常世界中是怎样看待德与才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