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陈侃理,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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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商以来的历史经验，王者兴衰，大致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这是战国秦汉流行的观念。《孟子·公孙丑下》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武帝即位，上距孟子又二百余年，周德之衰既久，而天下仍远未太平[63]。武帝自许继周德者舍我其谁，却又担心王运衰微不是因为“所持操悖谬”，而是天命所定，非人力可为。因此，制书感叹：“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他决意励精图治，最大的忧虑是天命不可得。制书问道“三代受命，其符安在”，就是想求证自己能不能像三代那样获得天命之符；又问“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是担心当时“阴阳错缪，氛气充塞”[64]表示天命还没有到来。武帝需要从贤良文学的回答中找到“天命在我”的信心，看到改革政治的出路。董仲舒对策中的灾异论即就此而发。

对策一开始就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
董仲舒将灾异的全过程概括为“失道—灾—不自省—异—不知变—伤败”六个阶段[65]，其中失道、不自省、不知变、伤败属“人”，灾和异属“天”。失道指人君政治坏乱，伤败就是国运的衰微乃至王朝的覆灭。在人事逻辑中，失道导致伤败，是直接成立的因果关系。董仲舒的灾异论，在两者之间加入了“天”的因素，将灾和异视为天对人的谴告和警惧。于是，“人”就多了“自省”和“知变”两次机会，以阻止乃至逆转从失道至伤败的发展。他指出，灾异表现了“天心之仁爱人君”，是“止乱”，不是添乱。这是董仲舒的理论发明。

春秋战国以降，人们普遍将灾异当作凶兆，重视灾异也多是出于对命运的恐惧，关于应对灾异的具体措施也缺乏系统的论说。汉武帝策问表现出的担忧和疑惑正是因此。董仲舒却说灾异是天向人提供自省改过的机会，是“仁爱”的表现，试图借此消解灾异的不祥感。这在《春秋繁露》中有更详细的讨论。《必仁且智》篇云：“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天愿意用灾异来提醒人君，正表明天命所在，如果天不降灾，反而更可怕。“楚庄王以天不见灾，地不见孽，则祷之于山川，曰：‘天其将亡予耶？不说吾过，极吾罪也。’”董仲舒评论说：“以此观之，天灾之应过而至也，异之显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独幸也，庄王所以祷而请也。”[66]他借这个故事说明，灾异所降其实是“天之所欲救”。天所欲救，则人有可为，“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为政、励精图治，是武帝有信心做到的。董仲舒的“天心仁爱人君”之说，可谓对症下药。

对策接下来举周宣王中兴为例，证明“治乱废兴在于己”。因此，“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也不应归于天命，而要从人事和政治上考察。董仲舒说：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