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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儿子的家是一幢崭新的二层楼房。这所房子比周围房子大得多。跟案发现场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的宇津木耕平宅邸比起来，这所新建的房子更是华丽壮观得让人感到意外。

下车以后，南乡问纯一：“咱们看上去像律师事务所的人吗？”

纯一看看自己的打扮又看看南乡的打扮，南乡就像一位刚刚出洋回国的大叔，纯一还是纯一，穿的是年轻人喜欢的休闲衬衣和休闲长裤。

“考虑不周，穿得正式一点就好了。”南乡说完，摘下宽檐帽放进车内。纯一尽量抚平衬衣上的褶皱，和南乡一起向宇津木启介的新房子走去。

大门上有典雅的木制门环，还有对讲门铃。按下门铃之后，不一会儿就从扬声器里传出“来了”的声音，随后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

“这里是宇津木先生的家吗？”南乡问道。

“是的。”看上去对方没有一点警戒心。

“您就是宇津木芳枝女士？”

“是的。”

纯一一直凝视着被害人的儿媳妇。对陌生的客人笑脸相迎，在大城市是见不到的。

“我们是从东京来的。”南乡递上名片，纯一也效仿南乡递上名片。

“我姓南乡，他姓三上。”

看了名片以后，芳枝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律师事务所？”

“是的。非常对不起，虽然这话不好说出口，可是……我们这次登门拜访，是为了调查十年前发生的那个事件。”

芳枝惊得张大了嘴巴，看看南乡，又看看纯一。

“如果可以的话，请让我们到您公公住过的房子里边看看。”

“为什么到现在了还……”芳枝用呆板的声音问道，“事件早就结束了。”

“是早就结束了，不过……”南乡欲言又止，决定改变作战方案，“是一件细小的事情，其实只是想请您告诉我们，那边的房子里有没有台阶。”

“台阶？”

“是的。您只要告诉我们有没有台阶就可以了。”

纯一明白南乡的苦心。如果说这次前来是为了给树原亮的冤罪翻案，肯定会刺激被害人遗属的感情。但是，芳枝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愿意回答。

她说了句“请等一下”，转身走进家里去了。

“看来不会很顺利。”南乡小声嘟囔着。

过了一会儿，一位高个子男人跟芳枝一起出来了，不用说，这是被害人的儿子宇津木启介。启介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南乡和纯一。

“我是这家的户主。你们有什么事吗？”

“今天您在家呀？”

“今天是我的研究日。”启介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我是高中教师，每周有一天在家。”

南乡打算再做一次自我介绍，启介打断了他的话：“我听我太太说过了，你们为什么又要把这个事件挖出来？”

“不过是一般的事后调查。其实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您父亲的房子里有没有台阶。”

“台阶？”

“是的。虽然那是一所平房，但是不是也可能有通向地下室的台阶？”

“请等一下。我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又要把这个事件挖出来？”启介不等南乡回答，直接触及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为了罪犯的重审请求？”

南乡虽然不想说出来，但也只好点头承认：“是的。”

“如果是这事，我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既然您这么说，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南乡好像是尽可能地为自己辩解，“我们并不是要包庇罪犯……只不过我们发现法院的判决里还有某些合理的疑点。”

“没有疑点!”启介那具有威慑力的目光俯视着南乡和纯一，“就是那个叫树原亮的品行不良的家伙杀死了我的父母!为了那么一点点钱，就杀死了我的父母!”

“有关审判的经过，您知道吗？例如……”

“别说了!”启介突然激动起来，“什么是合理的疑点？难道不是那个品行不良的家伙穿的衣服上溅上了我父母的血，拿走了我父亲的钱包吗？这还不够吗？”

南乡和纯一在宇津木夫妻严厉的目光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纯一痛感对死刑判决提出疑问对于被害人亲属的感情是多么残酷的蹂躏。在他们这里，任何道理都是说不通的。

“你们有过亲生父母被人残杀的经历吗？我可是亲眼看到了自己亲生父母被杀害的悲惨现场!”宇津木启介的眼中满含着泪水，那是愤怒和悲哀的泪水。他突然低下头，压低声音说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脑浆正从父亲的额头流出来……”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人说话，只隐约听得到海浪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南乡垂下头说了句“真可怜”。他的声音里饱含着同情：“国家给您补偿了吗？政府应该支付给被害人一笔钱。”

启介无力地摇摇头说：“那是什么狗屁制度，我们一点补偿都没得到!就在我们向被告人提出损害赔偿的时候，却说什么时效已经过了。”

“时效？”

“是的。说什么过了两年，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了。可事先谁也没有告诉过我们!”

南乡轻轻点了点头：“我们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您的心情，突然找上门来，是我们太冒失了，实在对不起。”

“你们能理解这一点就行了。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把救护车叫到摩托车事故现场来。如果我不叫救护车的话，凶手当场就被执行死刑了。”

面对遗属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仇恨情绪，纯一觉得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了。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佐村光男的身影。纯一作为加害者去他家里谢罪时，失去了儿子的父亲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正如宇津木启介所说的那样，一定是一种复仇的心理吧？但是，光男连一根手指头都没碰纯一，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

“叫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法院下达了死刑判决。”宇津木启介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道，“虽说判了凶手死刑，我的父母也回不来了，但总比让凶手活下去要好得多。也许你们不能理解我们这种心情。”

“不，我能理解。”一直低着头的南乡简短地应答了一句。

“我刚才说话声音太大了，对不起。该说的我都说了。”启介说完，微微点头行礼，转身回家里去了。

依然留在那里的芳枝说话了：“也许我们言辞过于激烈，对不起。但是有一点请你们理解。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每天就像在地狱里过日子。葬礼都没准备好就开始接受警察的调查，各家媒体纷纷前来采访，门铃从早到晚响个不停……那些高叫着报道自由的人，像凶手一样向我们扑过来。我和我丈夫身体都被搞垮了，一起住进了医院。当然，医疗费得自己负担。可是，那个受伤的凶手的手术费、治疗费，却全部由国家负担!”

眼看芳枝眼眶里含满的泪水就要滚落下来了，纯一把脸转到了一边。

“请原谅我说话语无伦次。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在这个国家里，你刚成为恶性犯罪的受害者，整个社会突然就成了你的加害者。而且无论他们怎么欺负你这个被害人，也没有人来向你谢罪，也没有人承担责任。”芳枝的表情充满了对社会的厌恶，她看着南乡和纯一继续说道，“结果，作为遗属，只有将一切的仇恨发泄到罪犯身上。对不起你们二位了，我的希望是，罪犯的重审请求被驳回。”说完，芳枝转身进家，轻轻关上了大门。

纯一感到很不是滋味，盯着已经关闭的大门看了很长时间。他的眼前浮现出芳枝开门迎接他们时的笑脸。宇津木夫妻已经把十年前的沉痛记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过着表面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的平静的日子。但是，纯一他们的来访，破坏了他们拼死保持的表面上的平静生活。

“我们太莽撞了。”南乡说。

纯一点头表示赞同。

“前景令人担忧啊。”

纯一再次点头表示赞同。

当天下午纯一和南乡一直待在胜浦市。他们今后的活动据点是一个叫“胜浦别墅”的公寓二楼的一套单元房。他们把带来的全部家当都搬进去，打电话把煤气公司的人叫来接通了煤气，又跟住在附近的房东打了招呼，入住手续就算办好了。

这套房子有一个四叠大小的厨房，还有一个浴室和两个六叠大小的卧室。

房子比想象的好多了，纯一吃了一惊。他原来以为只会有一间卧室，要忍受跟南乡挤在一起睡的倒霉境遇呢。在纯一这个卧室里，如果天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海。找房子的辛劳全部都由南乡一个人承担了，纯一觉得挺对不起南乡的。

“你会做菜吗？”南乡问。

纯一老实地回答：“炒饭还凑合。”

“那还是我来做饭更好一些。”南乡笑着说，“家务我们两个人分担吧。你负责洗衣服和打扫房间。”

随后二人又出去买了些食品和日用品等，南乡在准备晚餐时已经下午5点多了。

“南乡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纯一坐在榻榻米上，看着在厨房做饭的南乡问道。

“什么问题？”

“刚才您提到的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我那个事件是怎么处理的？”

“你是想问佐村光男是否得到了国家补偿吧？”

“是的。”

“那个人没有得到国家补偿，因为你父母答应赔偿了。”南乡想了一下又说，“事情是这样的，如果得到了超过国家补偿的数额，国家就一块钱都不给了。”

纯一略加思索之后问道：“那么，国家补偿数额是多少呢？”

“大约1000万。这是法律规定的人命的价钱。”南乡说完又加上一句，“但对于被害人来说，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赔偿。”

纯一点了点头。在知道了父母艰难痛苦的境地之后，纯一对收下了7000万赔偿金的佐村光男产生了一种很复杂的想法。然而站在被害人的立场上来看，这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再想想刚才宇津木夫妇表现出来的愤怒之情，佐村光男对纯一的态度，就只能说是宽容了。当确信自己被宽恕时，纯一的心中确实涌上来一股觉得对不起被害人的感情。

自己还需要继续学习。忽然，纯一意识到自己正在盯着南乡的后背。刚才贸然拜访宇津木家的无谋之举，真是南乡太莽撞了吗？还是为了教育我，才特意把我带到那里去的呢？

“在我的卧室里有诉讼记录。”南乡说，“虽然量相当大，但你最好还是看一看。”

“好的。”纯一说完走进南乡的卧室。卧室一角有一捆约十五厘米厚的文件，用一个包袱皮包着。

“别看这么多，也只是一小部分。”南乡笑着说。

如此大量的文件，纯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很随意地翻阅起来。

在那一叠文件的中间，有第一审的判决书。

主文
判处被告人树原亮死刑。
扣押125CC摩托车一辆(平成三年[1]押第1842号之9)，男式白色衬衫一件(同号之10)，男式蓝色长裤一条(同号之11)，男式黑色运动鞋一双(同号之12)，以上物品全部没收。
扣押现金2万日元(面额为1万日元的纸币两张)(同号之1)，现金2000日元(面额为1000日元的纸币两张)(同号之2)，现金40日元(10日元硬币四枚)(同号之3)，被害人宇津木耕平的汽车驾驶执照(同号之4)，被害人宇津木耕平名义的银行卡(同号之5)，黑色皮革钱包(同号之6)，以上物品全部返还给被害人宇津木耕平的继承人。
以上就是对树原亮判决的全部内容。

纯一想，法官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被告人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大概与纯一听到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时的心情无法做比较，树原亮一定感到非常恐惧。死刑这个词在他的大脑里回响，没收和返还等内容肯定一句都没有听见。

“主文”之后是“理由”。B5纸竖排格式文件，二十多页，在“量刑的理由”一项中，关于被告人的情状是这样的：

“由于被告人头部负有外伤，造成逆行性遗忘，目前仍处于记忆丧失状态中。法庭酌情考虑了被告人的情状，但是，造成记忆丧失的交通事故是被告人从犯罪现场逃走途中发生的，更重要的是，他以丧失记忆为由，没有向被害人遗属谢罪，也没有表示进行经济补偿，因此法庭只能认为他没有一点悔过之心。

“另外，考虑到被告人的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中的不良行为，以及被告人在盗窃事件发生后没有珍视重新做人的机会，也很难找到可以斟酌的情状。”

看到“被告人的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中的不良行为”这句话，纯一想到自己对树原亮这个人的人品还不了解，于是继续翻阅诉讼记录。在判决书的“犯罪事实”一栏里，有关于树原亮成长过程的记载。

树原亮，1969年生于千叶市。不知道父亲是谁，五岁时母亲因卖淫被逮捕，他被鸭川市的亲戚家收养，后来从当地的一所中学毕业。树原亮与收养他的亲戚家关系不好，因经常有小偷小摸和恐吓别人等不良行为，受到过监护观察的处分。成年后在千叶市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后因从他打工的快餐店的收款机中盗走现金被逮捕，受到缓期执行的有罪判决，同时受到第二次监护观察处分。由于他的担保人——他小学时代的班主任住在中凑郡，所以他就搬到了中凑郡。后来，宇津木耕平担任了他的监护人。

一年后，树原亮因涉嫌杀害监护人夫妇被逮捕。

纯一发现这个死刑犯跟自己是同一年代的人，树原亮比纯一大四岁，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二十二岁。

纯一觉得这个案子很奇怪，因为至今都没有发现凶器，只是推定为斧头之类的大型利器。但是，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会使用这种大型利器吗？纯一想：假如是自己的话，应该会用匕首或猎刀之类的小型利器。

还有没有其他值得怀疑的地方呢？纯一想到这里，继续翻阅诉讼记录，翻到证据部分就仔细阅读起来。

首先看到的是刻着“宇津木”三个字[2]的印鉴的复印件，看样子是本人在银行登录时盖的印鉴的复印件。一看那简单朴素的字体就可以知道，这枚被从犯罪现场拿走的印鉴，不是在政府机关正式登录过的“实印”，而是一枚非正式的“认印”[3]。

接下来的一页是标题为《检证调查书(甲)》的文件。上面有胜浦市警察署警官的签字和盖章，看来这份文件是现场检证报告书。首先是标有宇津木耕平宅邸具体位置的地图，接下来是标题为《现场状况》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地记载着房屋的结构，但没有明确提到家里是否有台阶。不过，有一句“厨房地板下面有储物空间”这样的简单记述，叫人闻到了存在台阶的味道。于是，纯一仔细看了附在调查书末尾的房屋平面图。进入大门以后，右侧就是厨房，厨房的平面图中央画着一个方框，方框里写着“储物空间”几个字。但是，这里也没有关于台阶的记载。

纯一继续往后翻，想看看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突然看到了一幅意想不到的照片。

照片上是倒在血泊中已经断了气的宇津木耕平的尸体。

纯一急忙将视线移到别处，但是那个凄惨的景象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大脑里。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脑浆正从父亲的额头流出来——纯一想起了宇津木启介的话。

纯一恢复了正常呼吸以后，忽然想到现在看这些文件是自己的义务。他再次把视线落在了现场的照片上。

彩色照片用真实的色彩记录了现场的惨烈。浅黄色的脑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头盖骨……纯一这时才意识到，今天，被害人的儿子表现得已经相当克制了，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没有说到母亲的惨状，因为下一页上贴着宇津木康子的照片，康子的前额受到沉重的打击之后，连眼球都……

从纯一的喉咙深处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正在厨房做饭的南乡好像停下了手里的活，但他什么都没说。

纯一不由得捂住自己的嘴巴。他忘掉了自己犯过杀人罪，诅咒起抢劫杀人犯来。

这不是人干的事!

如此残虐的行为，绝对应该判处极刑!

法务省矫正局宽敞的会议室一角，坐着三个男人。天花板上一排排荧光灯只点亮了一半，就像是为了专门照射他们三个人似的。

“已经收到了拘留所所长的报告。”参事官说完，看了看矫正局局长，又看了看总务科科长，“服刑记录的复印件明天就能送到。”

局长和总务科科长表情苦闷，低头看着桌面。参事官心想，这种工作无论做多少次都不会习惯的。

“拘留所所长的报告没有谈到什么问题吗？”总务科长问。

“除了不接受教诲师的教诲以外，没有什么问题。”

“不接受教诲？”

“是的，还是因为丧失记忆。”

总务科科长领会了参事官的意思，点了点头：“树原亮还是说不记得自己杀过人吗？”

参事官问道：“丧失记忆不能成为停止执行死刑的理由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等到他本人恢复记忆？”

“至少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时，局长插话了：“我认为停止执行是不妥当的。是不是真的丧失了记忆，记忆恢复没恢复，只有他本人知道。如果他继续丧失记忆的表演，那我们就永远不能执行了。”

“也就是说，他有装病的可能性？”

“是的。”

参事官心情抑郁地将话题拉回到报告上：“除了记忆问题以外，报告上没有提到情绪不稳定的问题。”

“行了。”局长说完不再说话，总务科科长和他一起陷入了沉默。

参事官一边等着他们两个人开口，一边在心中暗自希望这个死刑犯得精神病。如果死刑犯得了精神病，死刑执行就可以停止。如果医生诊断这个得了精神病的死刑犯永远不能恢复正常了，统计上就列入“已结案”，在“确定不能执行”一栏记入数字“1”就可以了。

虽然这样做对本人来说也很可怜，但总比在本人不记得自己杀过人的情况下被处决要好。死刑犯得了精神病，至少对于跟执行死刑有关的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员来说，轻松得多了。

在笼罩着抑郁气氛的会议室里，参事官在想，为什么死刑犯都能保持精神正常呢？很久以前他就有这个疑问。死刑犯每天早上都要面对“接你来了”的恐怖，就像抱着个定时炸弹，过着看不到未来的日子。但是在参事官所知道的范围内，死刑犯发疯的事例很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昭和二十六年[4]，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女犯人的事例。

生活在贫困底层的她杀死邻居家的老婆婆，偷走了很少的一点钱，被起诉后判处了死刑。宣判那天，由于舍不得就要死别的孩子，她疯了。行为举止完全不正常，甚至在洗澡时用滚烫的热水往自己身上浇。结果她被免于执行死刑。她捡回一条命，但这个喜讯并没有使她恢复正常，最后一直作为精神病患者在疗养所终老天年。

每次想到这件事，参事官心里都非常不舒服。因为参事官觉得，她犯罪的动机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家人搞到必需的食物。

“尊敬的天皇，尊敬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尊敬的麦克阿瑟元帅……”这是当时的审讯记录里记录下来的她所说过的话，“大家都是我的恩人……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丈夫，我接受这神圣的恩惠。”

然而，虽说她是抢劫杀人，但被害人只有一名。如果放在现在肯定不会被判处死刑。还有一个案例他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邪教集团的男人，他参与恐怖袭击，杀死了十二个无辜的人。仅仅因为法庭认定他是投案自首的，就只判了无期徒刑。为什么这个男人没有被判死刑，而五十年前的那个女人却被判了死刑呢？是不是可以说，刑法用它的强制力来保卫的正义，其实并不公正呢？在参事官看来，完全可以这样说：人在正义的名义下审判另一个人的时候，所谓的正义并不存在普遍的标准。

“如果本人一直强调不记得自己杀过人，就不能申请减刑吗？”局长终于开口说话了。

参事官从一个普通市民的思维中回到了自己的立场上：“是的。”

“议案书呢？”

“在这里。”

参事官这才把刚从刑事局转过来的《死刑执行议案书》递交上去。在两厘米厚的文件封面上，已经盖上了审查过文件的刑事局参事官、刑事科科长和刑事局局长批准的印章。

“等树原亮的服刑记录送到了，再审查一遍。”局长对参事官说，“然后再交给我审查，我审查完之前，拘留所所长的报告不要中断!”

“明白了。”参事官答道。

-2-

南乡开车去胜浦市警察署的路上，一个劲儿地咬牙忍住哈欠。昨晚他没有睡好。旁边卧室里的纯一整个晚上都在做噩梦，说梦话。也许是因为看了诉讼记录中的现场照片，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的犯罪事件还在他的脑海里兴风作浪。

南乡偷偷看了一眼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纯一，也是一副困倦的样子，南乡忍不住笑了起来。为了驱赶睡意，南乡打开驾驶座这边的车窗，问纯一：“吵得你没睡好吧？”

“什么？”纯一反问道。

“我老婆说，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说梦话。”

“南乡先生昨天晚上确实说梦话来着，”纯一笑了，“我也说梦话了吧？”

“你呀，说了整整一夜!”南乡觉得自己决定租有两个卧室的公寓太英明了，否则的话，两个大男人晚上睡觉时互相在对方耳边说梦话，谁也别想睡觉。

“我以前就有这个毛病。”南乡又说。

“我也有这个毛病。”纯一说。不过，关于为什么有了做噩梦说梦话的毛病，他什么都没说。“对了，南乡先生有太太吗？”

“有啊，老婆孩子都有。不过，目前正在分居。”

“分居？”纯一话刚一出口就收住了，觉得问下去不合适，便将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南乡打算满足纯一的好奇心，就说：“快要离婚了。我老婆不适合当管教官太太。”

“此话怎讲？”

“当管教官就要住管教官宿舍，而管教官宿舍就在监狱的高墙里。”

“你在松山也是住在监狱的高墙里吗？”

“是啊，有时感觉自己就跟囚犯一样，而且宿舍里住的都是管教官，世界就更小了。有的人很快就能习惯这种环境，有的人永远也习惯不了这种环境。”

纯一点头表示理解。

“我本人也觉得工作压力太大。”

“南乡先生要辞掉管教官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吗？是因为考虑到分居的太太？”

“不仅仅因为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不想离婚，一想到老婆，就觉得还是她在我身边让我感到踏实。”南乡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下纯一，发现他正在微笑，连忙补充了一句，“不是爱恋也不是离不开，是因为不想伤害孩子。我们一直在一起生活，两口子离婚，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

“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十六岁了。”

纯一不再说话了。从表情上看，他陷入了回忆。大概又想起了他上高中时离家出走那件事吧。

过了一会儿，纯一也打开副驾驶座这边的车窗，南房总的清风大量涌进车里。

“等辞去了管教官的工作，咱们这个工作也结束了，那以后南乡先生打算干什么？”

“开一个面包房!”

“开面包房？”纯一完全没有想到南乡会这样回答。

“你忘了以前我跟你说过的话了？我父母就是开面包房的。”南乡笑着说，“不但要做面包，还要做蛋糕、布丁什么的。要开一家孩子们都喜欢的面包房!”

纯一快活地笑了：“店名叫什么呢？”

“南乡糕点铺。”

“太正式了吧？”

“是吗？”南乡认真琢磨起来。这时他感受到吹在脸上的海风，就说：“南风，对了，南风英语怎么说？”

“South Wind。”

“就是它了!South Wind糕点铺。”

“我认为这是个好名字。”

南乡和纯一同时大笑起来。南乡又加上了一句：“带着全家回老家去开一个糕点铺，是我现在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他们来到紧挨渔港的胜浦市警察署，南乡把本田思域停在停车场，自己一个人下了车。他认为向刑事打听事情，以管教官的身份比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更有利。纯一理解他的意思，老老实实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等着。

走进大门，南乡在传达室打听刑事科在哪里，一位女警官问明来意之后让南乡上二楼。

刑事科所在的办公室很大。在宽敞的空间里，总务科、交通科和刑事科在一起办公。

写着刑事科的牌子吊在天花板上，刑事科的区间有不到十五张办公桌，刑警们大概都出去执行任务了，只有三个人在刑事科办公。

南乡向里面靠窗的科长办公桌走去。身穿短袖衬衫的刑事科科长正在跟一位客人谈话。

南乡用目光向科长打了个招呼以后，就在旁边等他们谈话结束。与科长谈话的男人三十多岁，胸前别着检察机关的徽章。

作为管教官，跟检察官的关系比跟警官的关系更近些。南乡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科长终于抬起头来问南乡：“您有什么事？”

“唐突来访，失礼了。这是我的名片。”南乡向和自己同龄的刑事科科长鞠了个躬，递上自己原来的名片，“我是从四国的松山过来的，我姓南乡。”

“您从松山来的？”科长吃惊地问道。他透过眼镜片盯着名片看了好一阵儿。坐在一旁的年轻检察官也掩饰不住好奇心向这边张望。

“我是刑事科科长船越。”对方也把名片递过来，“您有什么事？”

南乡打算虚实结合展开进攻：“其实呢，我是想打听一个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也就是树原亮事件。”

一听到树原亮这个名字，船越的脸色突然就变了，不只船越，连检察官的脸色都变了。南乡趁着对方还没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意思。他说自己是个即将辞掉工作的管教官，过去曾在东京拘留所工作，认识树原亮，现在有件自己非常关心的事情需要联系他，等等。

“非常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船越科长问道。

“我想问问他案发现场以及现场附近有没有台阶。”

“台阶？没有。”船越这样说完以后，又客气地问了那位年轻的检察官一句，“没有台阶吧？”

“没有。”检察官说完站起来，满面笑容地递上名片，“我是千叶地方检察院馆山分院的中森。我刚到任不久，就负责处理过树原亮事件。”

“是吗。”南乡一边说，一边在心里想，遇到这样一个检察官，运气不错。

“你为什么要问有没有台阶？”

南乡说，死刑犯树原亮恢复了一部分记忆，其中提到了台阶。中森和船越听了马上对视了一下。

“据检证调查书记载，那所房子里有一个地下储物空间，那地方没有台阶吗？”

“听你这么一说，我们也不敢肯定有没有了。”

南乡点了点头，马上又开始提问，因为他知道，必须一口气突破难关：“在法庭上没有公开的证据中，有没有可以看出第三者存在的物证？”

中森和船越都愣住了。

“哪怕是很小的东西都可以。”南乡说话的声音很客气，但要问出点什么来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南乡的问题触及了跟刑讯逼供一样的，可以产生冤案的结构性问题。在日本的法庭上，警方搜集到的证据，无须全部公开，也就是说，警方认为没有必要公开的证据，可以不公开。如果警方故意将某些证据视为没有必要，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就有可能被隐瞒起来。

“您真是热心人哪!”船越笑着说道，“南乡先生为什么要管这件事？”

“只是为了心中的一个遗憾。到现在我已经看到几万名罪犯获得了新生，但树原亮是特别的。”

中森问：“你指的是丧失记忆这件事吗？”

“是的。他并不记得自己犯了罪，却被判处了死刑，这对促使罪犯悔过自新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弄清了树原亮这个死刑犯确实犯了该判极刑的罪，我心中也就没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