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田晓菲,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全文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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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任、冯梦龙等人也许没有想到的是，到了清朝，《劝农》逐渐成为《牡丹亭》全本五十五出戏中演出最频繁的折子戏之一。在《劝农》这出戏里，太守杜宝履行职责，下乡劝农，农民纷纷前来欢迎长官，载歌载舞，一片太平欢娱景象。作为一出热闹的“吉利戏”，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种喜庆宴会场合，《劝农》几乎不可或缺。根据升平署档案记载，清宫藏有的《牡丹亭》曲本中，有《劝农》三册。每年三月初一，宫廷都演出《劝农》，以应节令（到光绪朝这种情形有所改变，《劝农》之上演未必一定只在三月初一）。1757年，乾隆皇帝二下江南，大运河两岸排档演戏，著名昆班太平班所演的十八出迎銮戏里，就有《劝农》一折。戴璐（1739—1806）在《藤荫杂记》里面曾记载同年汤萼棠求签：

得“君是山中万户侯，那知骑马胜骑牛。今朝马上看山色，争似骑牛得自由。”及选得南安，同年饮饯，首演《杜宝劝农》，正得此绝。杜乃南安太守也。[2]

《劝农》在有清一代的流行，也可从其被选录的情况得以证实。譬如说，清代到民国初年的戏曲与曲谱选集，从《缀白裘》（钱沛思乾隆廿八年至卅九年也即1763—1774年间以玩花主人本为底本增删而成的通行本）、《审音鉴古录》（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刊本）、《遏云阁曲谱》（1870年序），直到1925年王季烈、刘富梁编辑的《集成曲谱》，所选《牡丹亭》折子戏中，除《学堂》、《游园》、《惊梦》这几出戏必选之外，唯一恒定不变的入选剧目居然就是《劝农》。此外，《劝农》也曾被改编为其他各种地方戏，如徽戏、苏州滩簧、杭州滩簧[3]，或者弹词。对《劝农》的热烈爱好与反复表演，直到现代才逐渐退潮，让《游园》、《惊梦》等抒情出目独领风骚。

现代学者对这出戏的评价，一般来说，是把它视为剧作家对杜宝这一人物的正面处理，使杜宝的形象立体化，并且多多少少反映了剧作家本人的政治理想。陈美雪在《汤显祖的戏曲艺术》中写道：“在第八出《劝农》中，汤显祖以极大的篇幅和优美的文字，来描述杜宝的政绩，以及他和百姓的和谐关系。”[4]刘云在《略论汤显祖笔下的“理想国”》一文中，把《劝农》一折戏与《南柯记·风谣》对举，称其描绘了作者的理想境界。[5]郑培凯认为《劝农》一出戏是以作者在遂昌太守任上的经验为蓝本的，至少在刻画杜宝形象时，把他写成了一个“勤政爱民”的“清廉的好官，绝不是作为反面角色来刻画的”。[6]而在另一方面，史凯蒂（Catherine Swatek）却认为，这出戏“显示了剧作家是多么善于削减仪式的严肃性”，她指出《劝农》近于对劝农仪式的调侃（burlesquing），虽然这种劝农仪式是汤显祖在担任地方官时“可能亲自施行过的”。[7]

在前一种阅读框架中，读者显然是很严肃地看待这出戏的，《劝农》被视为剧作家对杜宝这一角色的积极刻画。戏文不存在调侃性质，至少调侃性不是理解这出戏的关键。与此相比，后一种阅读视野略为不同：它在这出戏里，看到了幽默。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幽默？以谐谑出名的王思任没有在这出戏里看到任何幽默，否则他就不会说这出戏“庸板”——既平庸，又平板，写得一般，又缺乏趣味。把这出戏视为汤显祖本人政治理想之写照的解读，也显然并未把这出戏的幽默性当成中心因素，更不会觉得这出戏是对劝农仪式的调侃。不过，即使是持这样态度的读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出戏的确蕴含着喜剧成分。《劝农》富有喜剧性的确凿证据，莫过于它在有清一代作为喜庆热闹的吉利戏不断上演这一事实。假设这出戏只是平板地再现劝农仪式，我们相信它未必如此风行。然而，另一方面，史凯蒂也认为：“清宫在三月清明节为应节令而上演《劝农》的时候，幽默不可能是演出的特色。”换句话说，幽默性不是恒定的，它既非完全取决于作者意向，也不是文本内部“客观”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存在与否决定于观众的反应。因此，我们说，幽默，或者笑声，是一种具有历史性与文化性的现象。

笑声也可以作出更加细致的区分。有欢快的笑，也有恶意的、讽刺的笑；有哈哈大笑，也有微笑。它们之间的不同是耐人寻味的。《劝农》也许不会使观众或读者哈哈大笑，但是可以想象它有激发微笑的能力。微笑或是表示赞许——杜宝关爱百姓的精神，作者对其政治理想的描摹；或是由于注意到这出戏中因为逾越了人之常情而令人莞尔的情节成分。我们要问的是：在《劝农》这出戏里，是什么使观众或读者体会到幽默与调侃？谁，或者什么，是幽默与调侃的对象？是太守杜宝，还是欢迎他的农民，还是“劝农”这一仪式本身？抑或三者兼有？这种潜在的幽默与调侃因素，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这出戏本身以及它在《牡丹亭》全剧中的地位和意义所作的解读？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解答。

也许最终我们会看到：《劝农》一出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情节的承受，或者杜宝的形象塑造。它所起到的作用，既是结构上的，也是叙事上的。如果杜丽娘的惊梦寻梦代表了浪漫理想的爱情和对这种爱情的追求，那么，《劝农》则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不同，却同等有效；而且，也正是在两种价值观念的交叉与碰撞当中，《牡丹亭》这一剧作才变得更加丰富、饱满。

一 劝农及其在诗文中的再现

劝农，顾名思义，是劝勉农人致力于农事，而劝勉者则是统治阶层的成员。

这是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官方仪式，古已有之。作为官方仪式，它巩固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界线，强调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对应与和谐，也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性行使和加强。同时，它也是一种政治资本：地方官劝农，是为官贤明的标志，考察政绩的标准之一。

在《礼记·月令》中记载的孟春之月天子籍田之礼，便旨在劝农。行籍田礼后，要宴饮群臣，以示慰劳。有意思的是此处的郑玄（127—200）注，强调天子在籍田时把耒耜放在车右和御者之间，是为了“明己劝农，非农者也”。在劝农者和农人之间存在的界线是很分明的，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

西汉年间，文景二帝屡下劝农诏，成帝命二千石官员在耕作季节“勉劝农桑，出入阡陌”。平帝则在大司农部设丞十三人，每人负责一州，勉劝农桑。

根据《后汉书》记载，县廷掾在春夏之际要承担劝农任务，巡视乡间，号“劝农掾”。此后，在各个朝代，劝农都成为太守县令这样的地方官员需要履行的政治职责之一。劝农是季节性的工作，因此，即使在唐有劝农使、在宋有劝农公事这样的名目，往往是兼职。沈德符（1578—1642）在其笔记《万历野获编》中谈到劝农，称：

元世祖中统二年，令各路俱设劝农司，最为近古。本朝宣德初年，添设浙江杭、嘉二府属县劝农主簿。成化元年，添设山东、河南等各布政司劝农参政，及府同知通判县丞各一员。嘉靖六年，诏江南府州县治农官不得营干别差。其重农如此。至穆宗初，大珰出领江南龙袍，遂改劝农厅为织造馆。然余初有识时，尚见劝农旧扁于府署之门，今改换已久。问之人，不复晓各郡曾有此官矣。

有清一代，仍规定“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把劝农视为一县之长的职责。

不过，有些时候，劝农不仅仅只是政府官员劝勉农业生产的一套仪式而已，还包括了检点户籍、保证税收的任务。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兵部员外郎宇文融（？—729）针对天下户口逃亡现象，提出：“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检括田畴，招携户口。”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多人反对这一措施。阳翟尉皇甫憬上疏，称此举扰民不便，特别指出：“又应出使之辈，未识大体，所由殊不知陛下爱人至深，务以勾剥为计。”然而宇文融的建议终于得以实施，皇甫憬也因此被贬官。这里的劝农判官，虽然名为劝农，实际上和春季劝勉农桑没有关系。文学作品对劝农的再现，最早要数西晋束皙（约261—300）的《劝农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