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书籍获取方法：

1.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sHW25HLQ5Nsc0U92_NKyg
提取码：3lmf

2.若链接丢失，烦请告知微信：3175712250 补发。

美国国防部长的这番言论首先在法国和德国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应《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请求，有20位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对此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其中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依照这些德国哲人的论断，拉姆斯菲尔德在欧洲遭受到批评是因为他“背叛了美国自身在18世纪所拥抱的理想。《人权宣言》、联合国的人权政策和国际法上的诸多革新，都是由启蒙运动的精神所生发出来的。今天，这种精神和这些革新更能在欧洲找到共鸣，而不是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暮气沉沉的所谓‘新世界’”。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论断更能显现出大西洋两岸的分歧之严重了。
对于欧洲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国际法方面的要求，小布什早已于2002年6月1日（“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9个月）在西点军校进行的一场演讲中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宣称，“采取‘单边行动’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和守护国民的生命”是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一项主权——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联合国宪章》所允许的行使自卫权的前提：受到直接的、紧迫的威胁。
这一说法，已经表达了“布什主义”的要旨，该主义的最终定本出现在2002年9月17日由总统宣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中。美国不会让其敌人先发制人——在这个口号之下，这份文件记录了美国要实施到那时为止最为强烈的单边强权政策的意愿。若是顺着这位安全战略起草人的逻辑讲下去，那就是说，尽管一切国家都是有主权的，但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有主权。这就不单对其潜在对手，而同时也对其欧洲盟友构成了挑战，但小布什及其顾问觉得这种局面可以接受。
让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在欧洲和美国国内都遭受尖锐批评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对国际法的公开蔑视和基于这种蔑视而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些批评指向整个“反恐战争”：比如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事件、位于境外的不受司法管辖的拘押营（如在古巴的关塔那摩）、镇压性的法律［如2001年10月通过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以及国土安全部（NSA）在国内外广泛的电子监控活动。
在美国，主要是独立知识分子在抗议美国政府政策对国际法的破坏和总统行政权的系统性扩张。与这些人的态度相反，参议院、众议院对这些行为并无异议，总是让政府所谋求的立法提案和新的法案得以通过，连许多民主党人也投了赞成票。在欧洲，与小布什政府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少数政府（包括德、法两国政府）的事情。2003年1月底，旧大陆上的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反对即将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的群众集会。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反对北约改装中程导弹系统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如果不是自1945年以来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话。
面对欧洲对自己入侵行动的批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很淡定。政治评论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3年出版的《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写道：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欧洲之间出现了一种力量平衡。其中，欧洲是一个后现代的乐园。“欧洲人已经脱离了无法无天的霍布斯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的康德世界中。”相反，美国则依旧停留在“普世性民族主义中独一无二的美国模式”之中。书中还说，在小布什的时代，“西方”作为一个与外交政策紧密相连的概念已经丧失其意义。“美国在9月11日这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它只是找回了它自己。”因此，曾经的西方阵营之内并不一定会发生“文化冲突”，但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必须使自己适应美利坚霸权这个新的现实。
早在一年之前，卡根就曾在《政治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上为他关于大西洋两岸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的思考做过画龙点睛式的总结：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这是一个挑衅，却影响不小。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而言，要摆脱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这个挑衅式的攻击并不太难，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随时都准备用军事手段捍卫其利益。相反，德国十分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军事方面的表现，所以就一直维护着一种“军事上内敛的文化”：这种政策虽没有形成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但每当联邦国防军要在“区外”（“out of area”，即在北约成员国的国境之外）行动时，就会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而且还必须得到联邦议会的授权。总的说来，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区域内的军事任务已经大幅缩减，在公共讨论中几乎不存在对外部威胁的感受。尽管人们一再强调欧盟应该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但在实践层面这依然与从前一样受到成员国固有主权的阻碍。所以，从根本上讲，人们并不能说卡根的总结是错的。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结束于2009年），大西洋两岸关系跌入了前所未见的低谷。全欧洲的人都觉得继续维持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身上，奥巴马在2002年10月曾经作为民主党的参议员向伊拉克战争投出了反对票。这些希望中的大部分最后都以失望告终：由于国会中强硬的反对派和某些州的反对，奥巴马无法像他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关闭关塔那摩拘押营。他扩大了已饱受争议的武装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规模——尽管这一再导致无辜平民丧生；他同意延长小布什执政期间通过的国内各种严厉限制自由的法案，同时还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对重要的盟友实施电子监控——有段时间监控对象甚至包括德国总理。国家安全已经被排在了个人自由和国际法之前：这种优先性出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地狱般的体验，但它也激起了最亲美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
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对奥巴马的总统生涯给予更为友善的评价，而且主要基于其内政方面的原因——虽不限于此。在他的第二任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已经可以确定，他将步入美国总统中的伟大改革家的行列。首先是“奥巴马医改计划”（Obamacare）这个全民法定医疗保险应该可以被称为历史性的社会进步，还有他针对无限制武器贩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他为了消除女性在酬劳上所受到的性别歧视的努力，他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这些都在欧洲获得嘉许。
在外交方面，奥巴马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以避免军事冲突而与前任总统拉开距离。这突出表现在自2011年夏天以来都处于沸腾状态的叙利亚内战问题上：美国为避免与俄罗斯发生重大冲突，一直小心翼翼地分配给予各个反对派集团的军事支援。要知道，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Wladimir Putin）是叙利亚巴沙尔·H.阿萨德（Baschar Hafiz al-Assad）除伊朗之外最重要的保护人。
由于阿富汗自身的安全力量尚不足以压制实力已经增强的塔利班，奥巴马不得不推迟原计划在2014年底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及其盟友）的战斗部队的时间表。但是在政治局势同样极端不稳定的伊拉克，美国却不只是像原计划那样在2011年底撤出战斗部队，而是撤出了全部军事人员。其理由是，由小布什在2006年扶植为伊拉克总理的什叶派政治家努里·马利基（Nuri al-Maliki）未能保证为美军士兵提供美国政府所要求的刑罚豁免权。接下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内战式的冲突造成了随之而来的混乱，这使得奥巴马的撤军命令很快就被公认为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2011年对利比亚内战半心半意的干涉行动同样影响深远。直到最后一刻，美国才在法国和英国的压力下让步，在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决议的保证下，支持利比亚的叛乱者，并参与对卡扎菲政权政府军驻扎地班加西（Bengasi）据点的空中打击行动之中，而且还在其他地点对卡扎菲支持者的阵地实施了军事打击。美国在3月24日就宣布，空军的战斗行动将于4月3日结束，而且只有在北约通过决议的时候才再度实施。
从3月底起，盟军（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了弃权票的德国并不在其中）开始致力于颠覆政权，而这已经超出了联合国决议的范围。8月底，叛乱者攻占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10月底，独裁者成了叛乱者私刑的牺牲品。但利比亚并没有恢复平静：动荡和无政府的状态一直在持续；包括苏特（Sirte）在内一些城市成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据点。无论是美国还是其欧洲盟友，在做出发起军事攻击的决定时都未曾想到，竟然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法国）在向利比亚叛乱者提供武器时的慷慨程度超出了安理会的要求，这在3年之后成为普京总统违反国际法的借口——尽管他的违法方式要野蛮得多。2014年3月他吞并了克里米亚（Krim），这里原本自1991年以来都是乌克兰的一个自治共和国。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最东边的顿巴斯地区（Donbass）毫无顾忌地入侵。西方的应对手段是经济制裁。美国将调解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冲突的外交工作留给了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
2014年，奥巴马已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改变中东政策。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行动在当地造成了某种权力真空，这一点为此间战斗力最凶悍的逊尼派恐怖军事集团“伊斯兰国”（IS）所利用。“伊斯兰国”不但在伊拉克也在叙利亚攻城略地，这使得美国政府于2014年6月向满目疮痍的伊拉克派出了300名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并且还向波斯湾派遣了“老布什号”航母，用以保护美国公民和机构。8月，美军战机首次空袭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据点，自9月起也开始袭击其在叙利亚的据点。美国的欧洲盟友（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也参与了在这两国进行的空袭行动。但奥巴马拒绝动用地面部队；这个层面的战斗被交给了“伊斯兰国”的伊斯兰敌人——主要是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的佩什梅格部队（Peschmerga）。
批评总统的人认定奥巴马打击“伊斯兰国”的热情来得太迟，而且总是犹豫不决。这的确是事实。但奥巴马所做的事依然可以说是出于这样一种洞见：如果不想让中东陷入混乱，美国就不得不担负起世界政治中更大的责任，即便因此而激起本国的舆论争议也在所不惜。同样是出于这种信念，美国令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作为代表，与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德国一起同伊朗进行核技术谈判。该谈判最终于2015年取得了成功：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e Atombehörde）对其核设施进行为期15年的管控，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这些核设施不被用于军事。后续谈判的结果之一，是美国和欧盟从2016年1月17起取消了自2007年起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当时的理由是伊朗违反了1968年缔结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on-Proliferations-Vertrag）。
如果要结束叙利亚内战，缺少德黑兰的建设性贡献是不可想象的，上述谈判的成功因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是伊朗，还是它的逊尼派死对头沙特阿拉伯，抑或是俄罗斯都确定了结束叙利亚内战这个目标，但它就像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局——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于2015年12月18日一致通过的决议，就叙利亚问题展开的和平对话本应该是能取得成果的，但就是完全谈不拢。
到2016年的头两个月，导致困局的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大家知道了谁才是最善于将美国从中东撤军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为己所用的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他手下的空军将炸弹精确地投掷到“最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阵地上，从而协助阿萨德政权占领了大量地盘——特别是阿勒颇（Aleppo）及其周边地区。同时，俄罗斯也由此赢得了现代战略术语中的所谓“以激化得统御”的优势。普京的算计一目了然：西方国家很可能被迫放弃对已被大大削弱的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支持，并转而接受与“相比之下不那么浑蛋”的阿萨德结成联盟，以对抗“伊斯兰国”和属于基地组织分支的另一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Al-Nusra-Front）。
201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玛丽·诺兰（Mary Nolan）的一本名为《跨大西洋的世纪》（The Transatlantic Century）的书。她在书中抛出的命题是：这个“跨大西洋的世纪”（即“漫长的20世纪”）已经终结了。在她看来，划定这段时期的标志是：自19世纪末以来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显然是在强调21世纪的头十年里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裂痕。
若把诺兰的命题仅仅当作对小布什时代的反映，或许过于草率。2009年11月，奥巴马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峰会上谈到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奥巴马本人一语双关地称自己为“美国的第一个太平洋总统”（他出生于夏威夷）。这位总统2011年11月17日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议会宣告了一项“重要的重心转移”：美国于十多年里在中东经历了两场血腥的战争之后，将要把它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潜力巨大的亚太地区。他称他的国家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并且宣布：21世纪的亚太，美国将无所不在。
但奥巴马并没有说要进行一次“离开欧洲而转赴太平洋地区”的全面战略转向。美国在亚太地区没有如其欧洲盟友那般的伙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与美国结盟的，但无论是这两国之一还是它们加起来，都远不能企及欧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分量。日本与美国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但只要这个东亚的天皇之国依旧留有激进民族主义的烙印，依旧对西方的普世主义价值若即若离，那么它也同样不能像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实质上成为美国的伙伴。
为了突出西方（主要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1990年称这是历史上的“单极时刻”。超级大国美国拥有绝对霸权的时间是短暂的：这个霸权因小布什企图追求其所谓的国家利益而终结。在克劳萨默的说法提出20年之后，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N. 哈斯（Richard N. Haass）将“无极化”称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这个世界将受到十多个行动方的影响，其中的每一个都拥有不同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中国（美国最大的债主）、印度和巴西都被算作新的“全球玩家”；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内政稳定，对外野心勃勃。西方明显已经丧失权柄，小布什那个因得胜而喜气洋洋的年代只是一个苦涩的回忆。诚如哈斯所言，这个世界现在处于“国际关系中的‘后大西洋时代’”。
不管我们的说法是“无极化”，还是一种新的、带有某种对抗性的“多极化”，有一些事实是不变的：西方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两个部分——北美和欧洲——又重新接近起来。这其中一个契机是“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另一个是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在2014年以后，那种相互需要的感觉又重新袭来。当欧盟因不断加剧的欧元区危机而抱团取暖时，当中东欧的几个国家转入非自由化的秩序时，当各国在难民、避难问题和在英国脱欧公投的负面后果上的根本性分歧减弱时，大西洋同盟保持了自己的凝聚力。在得知本国的情报机构也不忌讳对亲密盟友实施电子监控之后，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行为的怒火也有所消退。当人们意识到唯有同美国紧密合作才有可能有效地防范恐怖行径后，对北大西洋彼岸的这个魁梧伙伴的猜忌也就渐渐消去了。
不料，2016年的总统竞选大战又重新勾起了欧洲人对美国的怀疑：这次选战以前所未有的剧烈方式大大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并造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极化。激进的民族主义兼民粹主义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令奉行自由主义的欧洲大惊失色。不过，我们会专用一章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2016年底，已经确定无疑的是：跨大西洋关系将再一次面临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