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美]道格拉斯·欧文,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美]道格拉斯·欧文,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本文书籍获取方式：

1.扫描上面二维码免费获得，添加备注，小编看到后会第一时间回复。

针对这些批评，克莱回应称：“我一直充当这个美式体制之父的形象，如今被指责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但我看到这个孩子面临什么处境呢？它落到了腓力斯丁人手里，即将被勒死。我飞过去解救它，把它从关押下抢夺出来，把它送到安全的地方休养九年，使它能够成长壮大，然后能够被全体民众接受。”[9]大体上说，制造业利益群体也支持这一妥协方案。本顿回忆说：“制造商成群结队到华盛顿市，回到老家是为了阻止法案，来到华盛顿则是为了推动法案。这些现实的人很快发现他们得到了九年的延缓期与一半的保护力度，而且有把握到那个时期结束时重建关税制度。”
妥协关税方案给南卡罗来纳的让步少于其要求，但首次成功地把棉织品、毛织品和铁制品的保护性关税推到了下降轨道上。在紧急形势下，通过克莱和卡尔霍恩对妥协方案的共同支持，参议院似乎可以接受把逐步下调关税作为合理的结果。
在妥协方案有可能在参议院取得成功后，肯塔基州的罗伯特·莱彻（克莱的盟友之一）很快于2月25日在众议院提出了议案，次日以119票对85票获得通过。参议院则在3月2日以29票对16票批准，次日由杰克逊总统签字生效。在参议院，南方对妥协方案一致投了赞成票，北方和西部意见不一。美式体制的拥护者没有忽视西部的倒戈。妥协方案讨论期间，马萨诸塞的乔治·布里格斯（George Briggs）观察道：“主席先生，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对新英格兰利益攸关的保护性关税制度，是否会不顾我们的反对，被南方和西部以及中部各州的投票联合推翻。”[10]北方的分化在南方看来增强了改革的可信度，而在克莱看来则“帮助南方更坚定地接受了和解措施，让他们从中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而主张高关税的各州获得了所有实质性的好处”。克莱对结果很满意，他写道：“朋友奉承我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1]
妥协方案要求，高于20%的全部关税从1834年1月起将把高出20%以上的部分削减1/10，到1836年1月再削减1/10，到1838年1月和1840年1月再分别削减1/10，总计将把超出20%以上的部分削减40%。到1842年，超出20%以上的剩余60%将被全部削减，1842年1月减去3/10，7月再减去3/10。到过渡期结束时，关税降幅达到最大，美国对所有应税进口产品将实行统一的20%关税率。该妥协方案要求从1842年7月起，进口关税“的征收目的将是为政府的节俭运转提供必需的财政收入”。就这样，国会同意放弃保护性关税，对进口关税实行保证财政收入所需的标准。
南卡罗来纳州的拒绝执行派认可了这一妥协方案，州议会废除了《联邦法律废止权条例》，从而结束了危机。然而与任何协议一样，达成妥协方案跟保证其顺利执行是两回事。南方承担了妥协方案中的很大风险，因为它们寻求的低关税只有在9年的过渡期后才能实现。南方依旧抱有担忧，因为正如佐治亚州的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准确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国会“没有权力约束我们的接任者”。[12]南方的担心有道理，国会可能随时反悔，包括在过渡期下调关税的过程，以及在1842年后继续维持关税水平。在介绍妥协安排时，克莱试图向南方保证该方案以后不会被篡改：如果法案的通过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只要国家仍处于和平状态，（他）就毫不怀疑承诺的关税率在到期之后会继续维持下去”。[13]
从北方的角度看，他们担心妥协方案会阻止国会在未来保护制造业，哪怕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对于这些质问，克莱承认，“该法案没有包含义务性的承诺，因为不能做出承诺，也没有这种尝试……下届国会及之后的每届国会毫无疑问都有权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废除该法律……这项措施正如宣称的那样是妥协；但没有也不可能对未来国会的意愿或权力施加限制。”[14]因此，尽管承认该妥协方案不能约束未来立法者的行动，克莱依然相信以后的国会将避免对该方案的改动。结果表明克莱基本上说对了，但未必是因为他给出的理由。
妥协之后：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案》

1833年妥协方案成功让关税政策从国家政治焦点中消失了近10年。从1833年到1842年，正如方案规定的那样进行了分阶段关税削减，国会没有干预。为什么没有人尝试背离妥协方案？该方案确实用了一些庄严的词汇，如“神圣”“为了联邦的伟大和平纽带”等，但在1842年前未受干扰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政治：杰克逊派的民主党人主要来自南方，他们强烈支持妥协方案，并从1833年到1841年的每一年都掌握着政府的统一控制权。由于他们掌权，主张高关税的其他派别，包括亨利·克莱与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内的辉格党，就没有机会改变国家的贸易政策。
19世纪3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二政党体系（Second Party System）意味着党派冲突回归到政府政策上。正如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与杰斐逊的共和党人在合众国早年的争斗一样，辉格党与民主党如今也在经济政策上展开了角力。不过在1833年妥协方案之后的4年中，针对关税政策并无多少分歧，经济发展强劲，对保护的要求仍受到抑制，政府的财政盈余（部分源于出售公共土地）能够保证债务清偿。虽然克莱发誓要抵制妥协方案要求之外的任何关税削减，他也没有试图提出更高的关税建议来推翻妥协方案。甚至丹尼尔·韦伯斯特也承认：“除非有明确必要，国会不应打算干预（关税）。”[15]
可是，1833年妥协方案在1837年的金融恐慌后受到了考验，尤其是1839年危机期间，这场危机导致了历时4年的严重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与之前的情形一样，经济下滑起源于金融体系。在1836年撤销合众国第二银行后，各州政府开始借入巨额资金。中西部与南方的国内改造项目在1839年夏季崩盘，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大面积的银行破产潮，使货币供应减少了22%。[16]由于没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缓和货币冲击，联邦政府无力应对经济低迷之势。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对贸易保护的政治压力重新抬头，针对贸易政策的新一轮政治冲突的舞台已经搭好。南北方之间的关税争执并未消失，而是更多地通过两个政党来演绎，即民主党和辉格党。民主党的政治支持来自南方以及较为贫穷的北方农业社群，主张有限政府，即严格解释宪法、尊重州权，以及关税仅用于获取财政收入。辉格党的政治支持来自北方，特别是商业和制造业较发达的社群，主张更积极的联邦政府、设立国家银行、联邦资助开展国内改造，以及对国内工业的保护性关税等。各地区的主要经济利益群体可以大体上（但不是完全）解释这些地区会持续选择哪个党派作为自己在国会的代表。[17]
经济困境让辉格党在1840年大选中横扫在任的民主党。辉格党主张高关税，但重提此议题的计划却受到副总统约翰·泰勒的阻挠，由于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总统于就职后不久去世，泰勒出人意料地接任了总统之位。泰勒是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他被选为副手只是为了帮助辉格党争取南方的选票，完全没有预期到他会担任总统。很快，泰勒就两次否决了创建国家银行的法案，并阻挠了提升关税的行动，与辉格党反戈相向。辉格党急于提高关税，部分原因在于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受到严重削弱：政府在1841年财年出现1000万美元赤字，由于1833年妥协方案规定的最后和最大幅度的关税削减将在1842年生效，预计每年还将出现500万美元赤字。但尽管经济下滑，财政赤字增加，泰勒依然让辉格党人吃惊地听到：“妥协方案不应该改变，除非有紧急的必要性，这次显然并不存在。”[18]
调整进口关税以增加财政收入的问题还与1841年《土地法案》（Land Act）的规定交织在一起。根据该法案关于分配公共土地出售收入的规定，进口关税如果超过1833年妥协方案中制定的20%上限，就会导致土地出售收入的自动扣减。在1841年12月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泰勒再次确认“恰当的做法应该是，不要使税收增加造成上届国会关于土地收入分配的法案失效，即关税如果提高至妥协方案确立的最高税率20%以上，该法案就会被宣告无效”。[19]不过总统对于政府的财政难题并未给出解决办法。
1842年6月，妥协方案中最后一次关税削减的约定生效，政府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填补财政缺口需要更多收入，因此辉格党于1842年7月和8月通过了两部提高关税率的法案（与1832年法案相似）。当然，这不是严格的增收措施，因为咖啡和茶叶被纳入免税清单，主要是对制造品征收较高关税。这两个法案都被泰勒否决，理由是遵守妥协方案的条件是“最高层次的道德义务”，且这些法案会终止公共土地销售收入的分配，而联邦政府当时迫切需要那些资金。8月后期，国会非常侥幸地通过了不涉及土地收入分配条款的关税法案，在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104票对103票，参议院为24票对23票。泰勒勉强签署了法案，由此把平均关税率从1842年的26%提至1844年的37%。
1842年关税法案重新实行了对不同进口产品的差别税率，并使保护性关税率翻番。1833年妥协方案预定的最终的低关税只维持了1842年7—8月两个月，就被国会推翻，这一事实引燃了宿怨。南方政客批评这是撕毁契约和背弃信任，约翰·卡尔霍恩这样概括他们的怨言：
我们以极大的耐心等待了9年的缓慢削减关税的过程，抵制了试图做出的可能伤害制造业利益的所有改变，哪怕这些改变对我们自己有利，为此这个会场中代表制造业利益的议员也对我们致以感谢。然而现在，当最终时刻来到，轮到我们收获利益的时候，在制造业利益受到影响时曾呼吁我们坚持法案并要求我们忠实履行妥协承诺的那些人，却转过身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冷酷而公开地违背了对我们有利的所有条款。[20]
弗吉尼亚州的约翰·琼斯（John Jones）表示，9年来，“当南方不得不承受协定的负担时，我们顺从而安静地接受了其后果……可如今，当我们将收获妥协方案的果实时，看到的却是怎样一幅场景？推出这部法律的同一个政党走过来宣布，他们既不会履行承诺，也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21]然而南方并没有实力阻挡新关税法案的通过。
虽然美式体制已经消沉了近10年之久，其支持度甚至在克莱的家乡肯塔基州也有所退潮，疲弱的经济却给了辉格党恢复该政策的机会。不过辉格党内部的纷争（由于政策之争，他们不得不把泰勒逐出行列），却让民主党在1842年的中期选举后夺回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迅速提出了一项议案，将关税率设置在1833年妥协方案要求的20%与1842年关税法案要求的较高税率之间。该建议令民主党发生分裂：南方民主党人认为税率过高，北方民主党人则担忧会给其工业选民群体带来潜在损害。1844年5月，众议院以6票之差搁置了议案，辉格党人与足够数量的北方民主党人共同发挥了阻拦作用。其实无论如何，该议案在辉格党占据主导的参议院都不会通过。
1844年的总统大选是由民主党的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对阵辉格党的亨利·克莱，首次出现各政党发表纲领文件表达其政策立场。辉格党的纲领支持“关税用以筹集财政收入，支持政府的必要开支，并为保护国内就业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差别措施”。民主党则主张关税仅用于筹集财政收入的目的，“除了负担政府的必要支出外，不应征集更多财政收入”，并拒绝保护性关税，因为“公正明智的政策应禁止联邦政府因扶持某个产业而破坏其他产业，或为了社会中某部分人群的利益而伤害其他部分的利益”。[22]
鉴于辉格党人在近期选举中的势头，波尔克与民主党人在迎战克莱这位年迈的美式体制倡导者时，不得不谨慎处理保护性关税的议题。公众舆论似乎对关税持正面看法，并把1839年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归功于1842年提高关税的举措。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告诉波尔克，如今对关税的政治支持力度“在整个联邦中都比过去任何时期强得多，在宾夕法尼亚、纽约、康涅狄格和新泽西更是不可阻挡。在宾夕法尼亚，民主党人几乎占2/3议席的上届议会通过了一致支持关税的指导决议，该州的全部民主党报刊也持同样立场。许多新制造业企业正在全州各地兴起，老企业也都重新转入良好运营。现在那个州里不会有人试图反对关税政策”。[23]
为策略性处理该议题，沃克建议波尔克支持财政收入性关税，但附带某些保护功能，在确保有效竞争的同时让国内工业收获合理利润，指出该立场不像“只服务于财政收入目标的关税”那样教条化。波尔克采纳了其建议，并在1844年6月的一封信里陈述，他“反对纯粹为了保护目标的关税”，其内容很快被公布。波尔克这样阐述自己的立场（1969，第7卷：第267页）：“通过调整财政收入性关税的细节，我已经认可了此类温和的有差别关税，只要能产生政府需要的财政收入，同时给我们国内的工业提供合理的附带保护。”这一妥协说法，即带有附带保护的财政收入性关税，很好地满足了民主党的利益，让他们可以在南方强调“财政收入性”的方面，在北方强调“附带保护”的方面。该立场不是完全回避保护性关税，因为明确采用了“附带保护”和“有差别”等关键词来照顾国内工业。波尔克的信帮助稳定了宾夕法尼亚的选民，使该州最终支持了民主党。不过，南卡罗来纳质疑波尔克对低关税路线的忠诚度。
1844年选举更多取决于得克萨斯州合并事件，而非关税政策，结果是民主党大获全胜。他们确保了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波尔克也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这场胜利给扭转1842年关税法案以及对关税结构的激进改革铺平了道路。
波尔克在就职演讲中坚持了竞选信件中的精神，支持附带保护功能的财政收入性低关税方案。[24]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信念：关税削减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国内事务”。[25]为此，他任命罗伯特·沃克担任财政部长。沃克于1845年11月向内阁提交了一份下调关税税率和重新设置关税结构的重复建议。尽管有反对意见认为其中的下调建议过于极端，波尔克仍支持沃克，当然他也私下承认其财政部长“有投机之嫌，或许太过精明了”。[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