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小史,干春松,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下载

儒学小史,干春松,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下载

本文书籍获取方式：

1.扫描上面二维码免费获得，添加备注，小编看到后会第一时间回复。

近代以降，西学东被。在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强势的影响之下，儒家和孔子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帝制的崩溃，不管理念和政治现实的差别有多大，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理念基础上的以“共和”为政体的新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取代了历代的王朝政体。这样，儒学不复为中国社会秩序合法性的依据和价值观念的基础。

在思想学术方面，以西方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为摹本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在寺庙和书院的废墟上得以建立。对于知识群体而言，儒学由“身在其中”转变为“事在其外”，由一种安身立命的学问转变为一种知识对象。孔子失去了“圣人”的光环，不再被膜拜，而被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也日益实证化。

民国初期对于孔子的态度多种多样，有的是“旧情难舍”，有的则唯恐除之不尽，但一个被共同接受的口号是分辨“真孔子”和“假孔子”。从反对孔子的一面来说，汉代以后的孔子因为被神化，所以不再是真实的孔子，分辨真假其目的是要清除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之符号的象征性。而从维护的一面来看，比如康有为等，认为给孔子以教育家、思想家这样的头衔，便是使孔子变成一个专家，而不是文化精神的体现，这样的孔子才是假孔子。

这个关键的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儒学成为研究对象，而且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主要都在大学这个新出现的学术机构中，而不像以前，不是在朝为官，就是在试图成为官员的努力之中。甚至连经学家，比如刘师培等也进入北京大学，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信仰和知识之间的转换。

对于儒学的角色和定位，刘师培与章太炎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以来开始的相关讨论。

刘师培的《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首先质疑的是古代史籍“通经为儒”的“窄化”处理。“自《史记》立儒林传，班马二史沿之，然后以通经认为儒。夫两汉经生，均以师法相传授，与儒者教民之事亦复相符。惟其所教授者，在于先王之成绩，与化民成俗之义迥殊。名之曰儒，盖有儒名而无其实也。”[22]

刘师培从解释“司徒”的职能出发，认为司徒是通过教民来完成治民的职责的，所以由此化身的儒家必然也以教民为其特性。“夫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者，以儒家之大要在于教民。《周官·冢宰》言：‘儒以道得民。’道也者，即儒者教民之具也。盖以道教民者谓之儒，而总摄儒者之职者则为司徒。说者以司徒为治民之官，岂知司徒之属，均以治民之官而兼教民之责乎？舍施教而外，固无所谓治民之具也。”[23]因此，如果儒者仅以经学为业，不做教民之事，就算不上真儒。

刘师培并不十分同意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他认为是周王室的衰落使得司徒失去了他的官守，由此与原来的儒家群体合流，导致了新的儒家的形成。

至于东周，司徒之职渐废，九流百家，各持异说。惟孔子之说，近于教民，以道德礼仪之言，为天下倡，欲渐复学校、井田之制。虽出词近迂，立身近伪，然在九流之中，与古儒者之学相近者，厥惟孔子。故其学以儒家为名，而班志溯其源始，以为出于司徒之官也。特孔子以后，奉其学者均以儒为名，实则孔子之言，近于古代之儒者，而孔子之所行，则与古代之儒不同。孔子以后之儒，较之古代之儒，其行事尤为相远。[24]

按刘师培的说法，存在着原始的儒家，而孔子是这些儒家的继承者，只是他的学说与司徒的职责有相近之处，所以便有司徒和儒家之混同。他进一步指出后来儒家与原始儒家之间的差异，这与近代以来关于真假孔子的讨论有很大的关联。

近代的学者中，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章太炎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他对于儒家的三种区分也成为其后讨论儒学的重要出发点。

章太炎曾依据墨子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提出“儒有三科”之说，即“儒”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意义。他所谓的“达名之儒”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术士”。章太炎论证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其所坑的是“术士”，所以儒即为术士之一种。他在论证时特别把达名之儒理解为知晓天文气候、作法求雨的术士，这种术士实即祝史、史巫。

而类名之儒则是通晓六艺并以之教人的人。他说：“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最为严格的儒者，则是“私名”。私名之儒，其学不及六艺，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这就是《周礼》中所述的“师氏”。章太炎认为“儒”的用法过于混乱，所以，除了“师氏之守”之外，均不应该再称儒。[25]

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强调儒家的教化功能。但是在对儒生的判断上，章太炎则倾向于从术士的方面来立说，这导致了后来诸多的儒为一种“职业”的说法。傅斯年说：

在战国时代的著作看来，儒虽然有时是一思想的系统，不过有时也是一个职业上的名词。“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可以显明的看出儒是职业。后来术士、纵横之士都号儒，固然因为这些人也学过诗书孔子语（从儒者学的），也因为儒这个名词本不如墨之谨严，异道可以同文，同文则同为人呼作儒（如秦所坑之儒当然不是拒叔孙通之鲁两生所谓儒）。……儒家虽在战国晚年已遍及列国，但汉初年儒学仍以齐鲁为西向出发之大本营。在战国时，儒本有论道传经之不同，汉朝政治一统，论道者每每与纵横家俱废，而两者又侈复为一。[26]

虽然对具体的职业方向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别，但钱穆也接受儒为职业的看法。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提出：“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这是对《说文》的解释做进一步的分疏。他又说：“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习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钱穆的说法与章太炎的“达名”相同的是对于“六艺”的重视，但他却认为儒并非以六艺教民者，而是以六艺为一种职业的训练，以求进身贵族社会。“孔子不仅借艺术以进身，孔子既明习艺术，乃判其孰中礼孰不中礼，而推本于周公文王。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我好古以敏求之，思欲以易夫当世。故其告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儒仅当时生活一流品，非学者自锡之嘉名，故得有君子有小人，而孔子戒其弟子勿为小人儒也。”[27]所以，他所说的“流品”，虽然可以说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职业”，但所以为职业的内容有所不同。

当时另一引起广泛争议的探讨儒家之来源的作品是胡适的《说儒》。胡适素来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在对儒家的探源中，他的大胆想象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适1934年写成《说儒》一文，全面检讨了章太炎对“儒”的考订，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他根据古代文献中对于儒服的描述，认为“儒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他认定这样的古衣冠就是殷代的服装，并说：“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28]

胡适吸收了儒作为术士的看法，然而认定儒的主要功能是祭祀时的“祝官”，丧礼时的“相礼”专家。在周代取代殷之后，儒家因为其多才多艺和安定人心的作用为周所用。这些人作为旧朝的遗民，不仅因为其服装而显得文弱，还养成了“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29]。

胡适不无夸张地认为，孔子是殷遗民心目中的弥赛亚，担负着殷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孔子认清了历史的发展，吸收周文化中的刚健因素，将一个以相礼等为主的群体改造成富有新精神的儒家。

“儒”本来是亡国遗民的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训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西周民族的新建设也都建立在那“周因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心理。[30]

胡适《说儒》发表之后，引发了许多人的兴趣，当然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冯友兰的辩驳。

冯友兰在陆续了解傅斯年、钱穆的观点之后，又读到了胡适的《说儒》，所以他说对儒家的看法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拓展。对于儒家的认识，冯友兰认为应首先讨论儒和儒家的不同：“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思。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之一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31]

显然，冯友兰同意儒是一种职业的说法，他综合了傅斯年的教书匠说和胡适的相礼说，说儒既教书也兼相礼。

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关于这一点，胡先生的见解与我们完全相同。我们与胡先生之不同者，即是胡先生以为这些专家，乃因殷商亡国之后，“沦为奴虏，散在民间”，我们则以为这些专家乃因贵族政治崩坏之后，以前在官的专家，失其世职，散在民间，或有知识的贵族，因落魄而亦靠其知识为生。这是我们与胡先生主要不同之所在。[32]

冯友兰似乎也同意儒来自沦落的祝宗卜史，但他觉得不能确定说他们就是殷遗民，而认为是贵族统治崩溃的产物。这样的说法照顾到了《汉书·艺文志》和章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说的依据，“贵族既不能自养专家，而专家之用仍不可少，如教育子弟，丧葬典礼之事，仍须专家。于是昔日在官之专家，今仍操其旧业，不过不专为一家贵族之专家，而成为随时为人雇用，含有自由职业之性质”。但是孔子使儒家超越了儒的角色定位，从而发展出“儒家”，他说：“后来在儒之中，有不止于以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礼乐制度以理论之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创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立者。”[33]

前面我们综述了从文献的基础出发来分析儒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后来虽然也不断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突破性的见解并不多见。近年来，阎步克提出了古代的乐师也可能是儒家之先驱的说法，他在讨论乐师和原始儒家的起源时，认为乐师的主要功能是教化。“但至少到了周代，这种文化教育已是相当的‘人文化’了的，并直接服务于国家统治的需要。乐师承担着培训‘学士’的职责，而‘学士’则是未来的王朝政务承担者。在周代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业已形成了深厚的‘君子治国’与‘贤人政治’观念，所谓‘君子’、‘贤人’，则是掌握了道义理想、治国之术和诗书礼乐者。……后世的儒者以‘养贤’、‘举贤’为务，致力于官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这便是其前身——乐师职责的发扬光大。”[34]

毫无疑问，文献式地讨论儒家的源流是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路径，但是哲学和思想式的讨论也有其独特的视角。熊十力晚年有许多惊人之论，比如说六经已经在秦时全部被毁，现存经典均为汉儒所篡改之类的“骇人之论”，甚至连他的学生徐复观也听不下去了。对于儒家的起源，熊十力的说法也很玄虚。《原儒》一文认为，儒家是继承上古的实用派和哲理派的两大思潮，会通而成为儒学系统。他说：“孔子之学，殆为鸿古时期两派思想之会通。两派者，一，尧舜至文武之政教等载籍足以垂范后世者，可称为实用派。二，伏羲初画八卦，是为穷神知化，与辩证法之导源，可称为哲理派。”[35]

与熊十力的“猜想”相比，劳思光则结合了文献分析和思想脉络两种路径。他从分析胡适的《说儒》一文入手，认为思想的脉络和思想者所属的社群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儒’作为一社群，可能是由职业礼生演进而成，此种职业礼生亦可能与殷士有某种关系。但就‘儒学’而论，则孔子以前实无所谓‘儒学’，‘儒学’之基本方向及理论，均由孔子提出，故‘儒学’必以孔子为创建人。”[36]他说孔子所继承的是周人的人文观念，但孔门的弟子并未能完全理解孔子学说的真意，因此发展出不同的方向，从而体现出儒家的丰富角度。陈来也是根据《周礼》中“师氏”和“保氏”的角色对比，认为对于儒家之来源的考察，除了依托文献之外，也应注意思想的逻辑。他认为西周社会所存在的行政教化传统，就是儒家思想的来源。因此，不必将儒家的来源一定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职官，这样便可以更为充分地体察到儒家思想来源的多元化。[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