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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大卫·索卡尔想要借助文章来进行试验，意在证明某些科学批评者缺乏严肃的态度，居然轻易就刊出一篇字里行间满是愚蠢错误的文章。该文章包含的错误可分为三类：第一，违反科学的谎话，如宣称“（量子物理学的）引力场是一个不能累加的算子，因而是非线性的”[420]；第二，参考文献充满陷阱，文献的作者们的观点显得与阿兰-大卫·索卡尔企图表达的观点彼此矛盾[421]；第三，一些权威的引述突然之间使用并完全接受了当代哲学、社会学中最为激进的论断。[422]尽管如此，或者说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那篇文章还是被《社会文本》杂志的编辑们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收下了。在揭穿骗局的同时，阿兰-大卫·索卡尔希望展现三个问题：（1）那些自我标榜善于对科学问题进行批评的人常常对最基本的科学知识都一无所知；（2）这些人尽管连篇累牍地引用著名的作品，可是却并不具体了解这些作品；（3）那些最为晦涩和他认为最为蒙昧的言论，虽然糟糕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但大多数批评人士对此早习以为常，竟然不去做任何质疑。

这篇错误满篇的文章所要攻击的目标非常具体，但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阿兰-大卫·索卡尔设置的陷阱让所有学科的科学杂志的主编及读者都惊出了一身冷汗。阿兰-大卫·索卡尔出的这道“测验题”，虽然没有把控好，却引发了人们对于学术文章编审过程的普遍质疑，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固定论证标准的学科，这对编辑界出现的偏执狂产生了一定的后续影响。[423]笔战的暴力实际上超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们的小圈子，因为这一暴力让不同领域曾经的战火死灰复燃，它触及与大学中“真正”科学具有同样地位的学科其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论证过程。《社会文本》杂志不是被随便选定的试验品：该杂志未设审读委员会，因此其战斗性有多强，其职业道德的要求就有多弱。在笔战中，不管是否有道理，它都表现为“文学”学科领域对审核工作的讥讽丑化，此举出于思想意识原因，这样一篇如此自命不凡地使用定义和参考文献的文章，超越了普通读者对它的忍耐程度。1996年这篇引起轰动的文章希望通过爆炸效应，唤醒文学王国大多数无辜的公民，让他们认识到某些大学讲授的社会学、认识论的某些倾向所掌控的权力是非法的和具有危害性的。尽管出于良好初衷进行抗议的人在事后努力使批评之声弱化为几个作者的恶意攻击[424]，但是，笔战过程中的暴力让丑闻的规模和很多人的激烈反应变得可以预测。

那篇满是错误的文章本身是对学术道德规则有意的违抗，如今却回应了更早的一次违抗，即科学“专家”的违抗行为，他们躲进实验室别有用心地准备演讲，以此来揭露这揭露那。该文于是为两派受害者的冲突组织起了一场辩论：一边是长久以来饱尝“科学家”蔑视的“文学家”，他们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性反击遭到了怀疑；另一边是“自然科学”的学者们，他们受人诽谤，被当成这几十年来最残酷的压迫者的共谋，他们此刻看到摆脱桎梏的时机已到。[425]这场争斗中受到伤害的除了上述两类人外，还有一些局外人也中了枪，阿兰-大卫·索卡尔就举了一个例子，其中的主人公是“后现代”和“相对论”的主导思想造成的一个可怜的“受害者”，这位巴黎大学生在出色完成物理学学业后，尝试阅读德勒兹（Deleuze）的《区别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但是他“犹豫不决地总结说，假如连学习微分学和积分学多年的他都读不懂这些文章，那么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文章本来就没有包含任何实际意思”[426]。笔战开启的这场公开辩论提供了良好机会，可以让辩论各方清点自己的人马，并且通过民众的声音让我们看到这群民众虽然深受蛊惑人心的话语的毒害，但实际上进行的思考并不少。[427]“被冒犯的人”的阵营划定后，战争行动随即展开，各方愤怒的力量通过媒体挑起了早就蛰伏在自我宣传的“被压迫者们”之间的这场冲突。

“这是拉康的错，这是德勒兹的错”

错误连篇的文章发表引发的笔战的第一阶段，主要出现在美国的主要报纸上，索卡尔事件被送上了言论法庭。[428]在英语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脱离了辩论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都得到了机构的认可，即大学的认可。文化研究学派的支持者丝毫不放松，科学研究学派的维护者进行了不懈的反击，索卡尔的拥趸们与他并肩英勇作战。或者说，人们很快就看到，“受害者”的姿态不过是方便的幻想而已，用来掩饰1996年的“诈文”虽重新展现却无力解决的经院哲学之争，由此产生了以研讨会、集体著作形式出现的旷日持久的辩论，摆出各种观点与对立观点、论据与对立论据。[429]美国知识界各种力量相对平衡，因此会将各种立场神化，但这并不能完全实现索卡尔确定的首要目标：利用伪造的试验性文章来展示“皇帝什么也没穿”[430]。幸而，由于《知识的骗局》的出版，辩论被出口到了法国，使它得以在那里延续。

1996年的那些文章与1997年的书中的话语显而易见有着连续性，而1997年出版的书中，进一步表达了对被认为平庸的法国哲学家们的不满，在该书第二版的序言中，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明明白白地透露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揭露一些孤立的流弊，我们的批判目标更为广泛，但这一次批判的是某些论证风格（或者说是对读者的恫吓）而不只是某种思想形式……本书的第二个批判目标是认知的相对主义……所以说，本书的同一封皮下实际包括了两部作品，它们各不相同却彼此联系：一方面，它是一篇集锦，收录了阿兰-大卫·索卡尔在准备他的“诈文”的过程中发现的粗鲁的社会不公现象，它们是对本书题目中的“骗局”一词的很好正名；另一方面，本书包含了我们对认知相对主义进行的批判和对后现代科学的模糊不清进行的批判，相比而言，这些模糊不清的问题更加微妙。两方面的批判主要是社会学方面的：这里讨论的法国作者们在英国大学里非常走红，对于认知的相对性人们更是司空见惯。[431]

不过，这些话虽然几乎介绍了他们的全部计划，却不过是对第一篇序言中袒露的意愿的重述而已：“这篇散文的目的旨在为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模糊不清做出绵薄但与众不同的贡献。”[432]开始时，该书反对的是美国文学学院中的“后现代”的作者们的作风，后来，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就这些哲学家和他们对科学知识的使用（被认为是滥用）提出了质疑，引发了一些观点的交流，由于不能完全禁止辩论，笔战因此结束。[433]不过，关于“认知相对主义”的一章也指出了暴力的第二个靶子[434]，在整个一章中受到驳斥的众多作者之中，科学社会学家布律诺·拉图尔也在其列，因此能够更好地说明问题。[435]最后，暴力的第三个目标针对的是题为“有什么重要性”（Quelle importance?）的后记中的一些说法。索卡尔提到了“相对主义”涉及的“最严重的问题”，他在后记中警告他的读者们：“在迷信、蒙昧主义、民族主义狂热以及宗教狂热秩序良好时——包括在‘发达的’西方，如果轻率地对待世界理性观，那么这是非常不负责的，因为从历史角度看，它是抵御以上狂热思想的唯一堡垒。”[436]这里矛头直指的乃是“文化研究派”为反对科学界的“压迫权”（包括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而提出的某些极端的思想论断[437]，也就是1996年要真正揭露的半遮半掩的主题。法国大学里几乎完全见不到“文化研究”的身影，所以法国的公众无从听到这一说法，索卡尔更愿意用“后现代”作者们的原文本来替代这一最初的攻击目标。对这些文章，美国“文化研究派”的支持者们不断地参考引用，同时用几个结论对其加以丰富，这些结论是从所谓的“建构主义”科学的社会学那里得出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建构主义”科学的社会学就自称推动了科学的社会认知分析，深入地研究了其客观内容。几个批判目标的叠加给辩论增加了暴力，使辩论升级为笔战。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几个批判目标相互融合的背后原因。激起物理学家反抗的是“文学家”就科学问题在其文章中说的有些自以为机智的话，这些荒诞粗俗的话语有时竟然被用来反对科学。辩论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典型例子是S.阿尔丹（S.Harding）的例子，这是教授科学“女性主义”哲学的一位女教授，她在1986年的一部著作中把牛顿定理说成是“性侵犯教科书”……[438]不难想象，一位读者如果偶然读到如此的说法时，会做出怎样不知所措的反应，他可能会大笑，可能会克制心中的怒火，也可能会表现出不光彩的漠然。但是S.阿尔丹一定知道自己是在进行挑衅，所以我们要将她的文章视作蓄意制造丑闻，这样，人们对其会比较宽容，至少某些人会想从字里行间理解这一惊世骇俗的言论[439]；不过对于其他人（包括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来说，当他们遗憾地看到“蒙昧主义、民族主义狂热以及宗教狂热秩序良好”，很快就笑不出来了，而是会火冒三丈。阿兰-大卫·索卡尔第一次行动是采用包含错误的文章，这是介于怒火与笑声之间的表达形式。然后他又在1997年和2005年写出了两本书，两本著作中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他的愤怒之情，展现了笑所具有的不稳定的特点。的确，人们总是想拿起科学的武器去反击这些如此蛮横如此孤陋寡闻的文学家。以1996年的文章和1997年的书为核心的整个计划都是一次“修正”活动，旨在推翻（或反转？）那些被认为曾经侮辱别人的人所受的欺侮，特别是那些发表激烈讲话反对科学的人，他们依靠那些从科学家那里窃取某些真理的“后现代”作者，从而无限制地巩固自己的哲学理论。后来，阿兰-大卫·索卡尔一再表示他论证的这一方面受到的质疑最少。[440]事实的确如此，一方面，大多数犯错误的“文学家”无法去核实撰写批评文章的两位作者所做的修改是否准确，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受到惩罚的人往往是罪有应得。[441]

最初，为了展开辩论而将这三个批判目标混在一起，然而在最后却很难加以证明。[442]由于不断地出现从一个批判目标转到另一个目标的情况和不同目标的混淆——其合理性似乎可以得到证明，这些都对笔战的形式发展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辩论各方引起极大不安，因为本来看起来好好的边界突然消失了，于是需要不断地努力去重新划定，不管是地理边界，如B.邦索德（B.Bensaude）的说法（“法国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差别很大，法国既没有五角大楼，也没有上帝创造论者，我们有法国电力公司和原子能委员会，这就足够了。”），还是学科边界，如布律诺·拉图尔的看法，他反对指责，表示“唯一接受过科学培训的人和厌恶后现代主义者的人是和他一样的研究人员，他们属于科学研究派”。此外还有更加制度化的边界，如雅克·特雷内（J.Treiner）认为“科学不会按照民主的规则运行，人们不会为了要了解科学结论正确与否而去投票表决”[443]。这些调整因为辩论变化不定的特点而变得必要，但是却引起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清教徒的忧虑”式的焦虑。对于尝试去重新划定这些边界的人，人们指责他是要建立“防疫线”[444]去阻断各学科间的对话：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因此被称为“思想警察”甚至“海关警察”[445]，但是同样受到指责的还有一些人，他们看到哲学家的事务里不合时宜地杀出一个物理学家而感到不快[446]。可见，划定界限和抹杀界限都是笔战中永远的关键问题，是激烈地排斥异己的常用借口。

法国包括报纸、杂志在内的媒体中的辩论之所以尖刻辛辣，正是这一关键的地理原因造成的结果，进行辩论的人有的把自己当成“男童子军”“敌视法国人的人”“代表知识正义的绿林好汉”[447]，有的则把自己看作“墨索里尼的门徒”或“被亵渎神灵行为惊呆了的教堂执事”[448]。这些激烈的交锋彼此叠加，有时取代了辩论，变为了“恶意的对辩”游戏[449]。这样，德勒兹、拉康、鲍德里亚因为把手伸到了自己地盘之外而受到攻击，而攻击他们的人自己也因为把脚踏进了“人文科学”和“哲学”领域而遭到别人的攻伐。当一个真正的不速之客——一位女记者闯入了正在发表意见的教授们的评审会时，她被客客气气但不容分辩地请出门外[450]：阿兰-大卫·索卡尔事件应该是博士们之间的争论，虽然双方都竭力想让因一种见解引起的这场闹剧持续发酵，尽管所有的辩论方都声称能够跳出自己的研究领域使公众了解真相，但他们最终都卷入了错误的立场之争。[451]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却让人觉得他们是在批评别人脱离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这样就为对手设下了致命的陷阱：笔战中只会出现学科间牵强的团结或者令人担忧的抵抗[452]，因此，报纸和学术杂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论证和对立的文章，试图重新界定因笔战而不断改动的辩论的范畴。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的论断站得住脚，因此成为能够找到迷宫出口的唯一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这是唯一可以（也应该）被讨论的主张，特别是被某些作者出其不意地在笔战之外进行了讨论。[453]但是这不足以平息事态，因为违抗的游戏同时还伴有命令，要求维护人们发言的热情。[454]索卡尔事件引起了一场难以避免又出其不意的阵地战，大大出乎参与者的意料，这战争一开始被设计成为快速而有效的运动战，后来却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出现了成排的坟墓。这是勇敢战士的不幸，他们因为疯狂或冒失，拒绝坚持守自己的阵地。这同样也是坚守阵地的人的不幸。

既然如此，那又能怎么样呢？诚然，几位作者，尤其是法国作者，在将科学概念引入哲学时酿成了大错；诚然，某些文化研究派的美国学者混淆了战斗精神与科学的严谨精神；诚然，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科学新社会学”的一些（甚至是大部分）激进主张在使用过程中显得没有预想的那般贴切。然而事实上，哪怕是某一学科最平庸的专家都会事先知道存在着糟糕的作者和糟糕的文章，根据经验，甚至很容易在读第一遍时就能辨别出此类作者和文章。惊讶和丑闻只能是违抗机制的一个结果，只有遭到批评的领域的外行人士才会真正感到震惊。但是，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却一再说：能够在事先和事后证明手段的暴力合理性的，是这许多疏忽大意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这可以说是一种危险。不过，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辩护说，这主要是政治层面的危险。

同志，请选择你的阵营！

笔战随着不断的展开声势逐渐转弱，但在美国非常特殊的环境下，1996年的进攻还依然十分坚决。1997年的抨击目标是变化中的“后现代主义”，因此对其展开的进攻需要不断地调整，很快让论战变成了一片嘈杂之声。2005年所写的书迷失在“伪科学”的孤岛之上，勇敢地进行一番比较，对此连阿兰-大卫·索卡尔本人都表示不十分有把握。但是，在经过了对副本的修改和反伪后现代主义的斗争之后，索卡尔论述的重点依然是在描绘一个模糊而令人担心的威胁：“后现代主义中没有诞生伪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明确支持伪科学。不过，后现代主义削弱了科学思想的知识基础和思想道德基础，成为伪科学的同谋，它扩大了‘疯狂的海洋，任人类理智的一叶扁舟在风浪中艰难前行’。”[455]这样，科学理性的知识基础和道德基础将大大削弱，但具体是被什么力量削弱的呢？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应该循着辩论线索去考察“相对主义”问题。1997年所写的书始于对哲学—历史方面的考虑：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对20世纪认识论的发展进行了简略的全景式介绍，锁定了一段“危机”时期（与“核实主义”“篡改主义”伟大系统的失败有关），给所有认知方面的胡言乱语留出了一片自由空间。在相关人物中间，两位作家确定了“一个不知收敛的库恩（Kuhn）（……）他可能违心地变成了当代相对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们把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形容为“科学哲学王国里的弄臣”，他那句“一切都是美好的”名言充当了认识论田地中的稻草人。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随后又提到了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的“重要课程”，最后还批评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律诺·拉图尔的著作。1997年的这本书的结尾从三个方面总结了“相对主义”在司法、教育和反殖民主义斗争领域传播的负面影响。[456] 2005年的书又在这张黑名单上补充了其他危险：法国所有的星象学家都支持索邦大学的论断，赞成“交替疗法”，为各种“民族主义”火上浇油，拥护“激进的生态主义”，甚至认为历史学家有权相信“女巫和妖精”。[457]最后，该书的第一个附录把宗教描绘成“伪科学”的主要形式，说保守的“基要主义”宗教是有害的，而当它“制衡金钱的无限权力”时却会是有益的。[458]这样，从第一本书谈到第二本书，我们也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穿越到了教皇让-保罗二世身边。

这里，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的两个计划，其一是围绕“相对主义”问题[459]展开的认识论计划，其二为一项政治计划：他们要捍卫世界和知识的物质概念与实证概念。两个计划虽明显出现了知识方面的分歧，但在战术上却是互补的。一个新的违抗行动完成了，其合理性只能归功于它对当初“一切都说得通”的论断所做的论证。阿兰-大卫·索卡尔重新回顾当代的认识论辩论，讨论“科学的新社会学”方法，他最终承认，需要区分认识论相对主义、本体论相对主义和方法论相对主义，他想要解释是什么让后者的隔离无法抵抗前两个隔离。[460]在这场认识论的讨论中，有一条保持“现状”的捷径，在这里昔日的仇敌可以暂时休战，而从各自的阵地轻蔑地打量着对方：我们能够理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要坚持“相对性”的方法论原因[461]，正如科学家坚持“真实性”时对于道德的、认识的和启发性的考虑一样。这些激烈但不那么使人难堪的辩论，其基础是学科竞争和“激进性”的竞争，身处这竞争其中，没有人能够使自己完全保持清醒[462]，只有对于集体威胁的假设能够让辩论变得十分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阿兰-大卫·索卡尔那“绝对自由的天性”让他支持“无为政策”。他表示，“在孩子们因为伪科学信仰而身处危险时，（伦理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而他又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对美国民众进行的调查显示，45%的受调查者认为，相比进化理论而言，人们更欣赏“《创世记》关于创世的讲述的客观准确性”[463]。正是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倾向，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拿起笔，饱蘸酸楚的墨汁，以“启蒙时代继承者”的名义，著书反对“引诱了一部分左派力量的非理性思想”，并认为非理性思想“玷污了整个左派的声誉”[464]。

可见，“科学战争”包含了一场非常真实的“左派间的战争”，但其关键问题在大西洋两岸并不相同。的确，1996年的文章不是阿兰-大卫·索卡尔事件的第一次行动，而是第二次，它与一系列其他文章发表在了《社会文本》杂志上，以回应生物学家P.格罗斯（P.Grauss）和数学家N.勒维特（N.Levitt）所写的书，两位科学家对于“学术的左派”的蜕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465]借助这些辩论，阿兰-大卫·索卡尔才得以让杂志接受他的讽刺戏谑文章，虽然其风格有些“过时”，因为，按照B.罗班（B.Robbins）有些自责的说法，阿兰-大卫·索卡尔的讽刺戏谑可以服务于一项显然是正确的事业：“作为《社会文本》杂志的编辑之一，我会自由地表达我的看法，来评价阿兰-大卫·索卡尔的讽刺戏谑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对于科学知识的一点无知和一些娱乐性可以在面对假设的政治盟友时增添很多热情，这盟友却可能让人暂时变得盲目。”[466]阿兰-大卫·索卡尔的文章之所以得以发表，是因为它可以被用来维护“学术的左派”，反对轻视左派的人，实际上，在美国，因为各派别之间的冲突，争论得以在政治层面和认知层面延续。在此背景下，大学内的文化研究派对于少数群体组织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此，舆论看得清清楚楚。比较新的情况表现在辩论被移至科学研究学派的领地，因为科学研究派同样得到了上述少数群体代言人的支持。[467]在辩论中，阿兰-大卫·索卡尔就是完成违抗行动的人：这位物理学家深受左派政治传统的影响[468]，他高举批判“后现代分子”的大旗，努力召集左派和右派所有的有识之士，即那些既不赞成他们的哲学蜕变，也不同意他们随意使用科学概念的人。[469]

法国的政治环境与大学环境都非常不同：首先，由于法国大学中没有“文化研究”，无法与少数派的斗争进行联系[470]；其次，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没有和美国一样的学术、政治传承，通过1997年的书引入法国后，辩论就要适应新环境[471]。在大学中，这种对新环境的适应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一部分研究人员迅速加入了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的事业之中；另一方面，他们的反对派的“解放言论”声势日益高涨。这样，在阿兰-大卫·索卡尔充满错误的作品来到法国之前，由社会学家R.布东（R.Boudon）和哲学家M.克拉弗兰（M.Clavelin）领导完成的作品《相对主义是否可以抗拒？》（Le Relativisme est-il résistible?）就已经试图将受到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影响的科学社会学、科学历史学流派（已经成为少数派）赶进边缘地带。[472]与美国、英国情况不同，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传统，而绝对自由的、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始终受到排斥。究其原因，首先，受皮埃尔·布迪厄影响的社会学占据重要地位[473]；其次，法国认识论学派在哲学方面和历史学方面具有深刻影响[474]。法国社会学家所写的科学社会学的三本最新教材中，只有一本表示支持“科学社会研究”的思想与方法。[475] 1998年在《辩论杂志》上，D.佩斯特（D.Pestre）作为“社会研究”的发扬者，介绍了该学派取得的发展，以此反击对该学派的意义持怀疑态度的哲学家和学者。[476]安热勒·克雷默·马里耶蒂（A.Kremer Marietti）2001年主持完成的文集给了“科学新社会学”的支持者们发表意见的机会，其中甚至包含了很多反对他的文章[477]。总之，阿兰-大卫·索卡尔的批评文章赢得了全部或部分法国大学界人士对他事业的支持。[478]

科学研究的捍卫者们丝毫不曾忽视阿兰-大卫·索卡尔提出的政治问题，1998年秋天《调合》杂志的一期特刊中由B.朱尔当（B.Jurdant）收录的几篇文章就能证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科学的某些批判观对于科学体系本身和公民社会而言都具有解放价值，让-米歇尔·萨朗斯基（J.-M.Salanskis）因此认为阿兰-大卫·索卡尔当初的那篇“诈文”中包含了人们熟知的政治活动：“当我们是左派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对‘榜样行动’加以理论化，这不是什么东西的经验展示，而不过是对意料之中的一些东西的实际‘揭示’，目的是尽快实现距离化和抛弃。”[479]历史学家阿米·达昂-达尔梅蒂科（A.Dahan-Dalmedico）和D.佩斯特展望了科学、政治—科学环境演变的研究，提到了“全球范围内绝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取得的胜利，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中立、公共服务、纯科学等概念”，他们认为这证明了批判意见的激进性是合理的，这些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然的方式’研究社会的科学”[480]。在定义政治计划时，M.卡隆（M.Callon）走得最远，他认为存在着一些“混合论坛”，可以实现专家与外行（法庭、患者协会、信息委员会，等等）的对话，他希望在参与公共辩论的各方之间建立一种“和平共处”关系，实现途径是“集体实验”，而其中“实验室依然是基本因素，但它不再是唯一因素”[481]。不过，这些思想的发展在后来的辩论中没有引起丝毫的反响。因为，这些发展恰好构成了阿兰-大卫·索卡尔几本书中关于《有什么重要性？》（Quelle importance?）的各章的对应部分[482]，体现了一种共同的忧虑，甚至让人看到了要求实现政治谅解的可能。

因此，左派的战争（社会左派对文化左派）在科学研究及其他领域都不是因目的而起的冲突，而是手段的冲突。[483]这表面上的根本分歧却揭示了一种最终的违抗——从认识论思考变为伦理或政治话语，不使这一分歧绝对化。从这点看，F.屈塞（2003年）和让·布里克蒙（2005年）的文章的对立提供了很好的证明。F.屈塞以非常“后现代的”风格对自己的书做了总结，该书旨在捍卫“法国理论”，该理论的“新革命方式”产生于不同“群体”所经历和捍卫的“背离方式”。作者甚至大胆地去解释如何在“关于差别的非辩证法理论”方面与马克思思想和唯物主义之间“挂起钩”来[484]，而让·布里克蒙首先认为“政治方面的进步思想仅仅是科学怀疑主义在学说中的落实，这些学说在某个历史时刻证明了既立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他后又确信“最终，任何经济力量的关系都总是具有军事色彩的”，并且感慨地指出“大批科学家直接为军事服务，却没有受到同行的任何谴责”[485]。篇幅不长的这一章是阿兰-大卫·索卡尔的作品中就“伪科学”问题所做的总结，它似乎被错误地当作了“文化研究派”的最激烈的揭露性批评，属于明显而重要的个案，只不过这一章不是建立在科学话语的“解构”之上，而仅仅是对“军事—工业联合体”提出的更加一般性的质疑。这一次，语言暴力和论战的揭露针对的不是“后现代的”对手，而是直指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再被指责为假冒的激进性和“根本不去怀疑社会中力量和真实权力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始终依靠的是军人”。[486] F.屈塞提前回应了这一著名的反对意见，他承认对于“差异”的信仰的确已然成为“提前的资本主义潜在的盟友”，因为它允许“市场更为细致的划分”，但F.屈塞坚持认为，诞生于马克思主义遗产的“法国理论”是“适应我们所经历的历史转型的唯一政治警醒形式”[487]。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科学的辩论是纯粹认识论范畴的，因为它发动了一批只会因为科学知识的特殊性（或非特殊性）概念而爆发冲突的左派知识分子；但从另一个意义来说，关于科学的辩论也是纯粹政治范畴的，因为丑闻与辩论中的暴力因维护共同的解放事业（分为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种方式）而变得合理。

在媒体中，索卡尔事件的政治意义没有被遗忘，人们甚至对此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在《世界报》上展开辩论期间，人们披露了1996年12月的第一篇文章引发的事件的来龙去脉，指出这是一篇恶作剧式的文章[488]，D.杜克洛（D.Duclos）表示这是“象征性的火刑，旨在将美国青年人从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他对自己激烈的言辞没有否认[489]。相反，站在阿兰-大卫·索卡尔一边的P.盖尔兰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他表示：“索卡尔对新左派感到厌烦，因为他们挖了真理和社会公平的墙角，而这二者正是他们宣称的自己的基础。”[490]这里，布律诺·拉图尔提到了几个共同的回忆，揭露了“冷战的科学”[491]。J.-J.萨洛蒙（J.-J.Salomon）也提到了这些记忆，他在同样的领域反对敌对方阵营，谴责“堪称冷战恐怖主义交流的论战”[492]。而M.范兰特翰（M.Van Renterghem）则试图就“1968年思想的蒙昧主义蜕变”的衰落问题展开辩论，这始终是法国政治—媒体圈子非常敏感的话题。[493]最后，马克斯·多拉（Max Dorra）尝试站在社会左派的角度进行反击，他表示：“科学性的偶像化背后，存在着对政客的否认。”他分析了雷诺-维勒沃尔德工厂员工被解雇的例子，此事被工厂负责人说成是一个“交流的问题”，而M.多拉则将其解读为拒绝正视“冲突的现实”[494]。接下来，法国知识界的争斗主要纠结于“后现代主义”的未来和当下问题，因为实际上这是法国民意唯一讨论的话题，知识战争的背景永远与这些政治分歧和政治是一致的，它们显然源于过分有名的“法国激情”。阿兰-大卫·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提及的其他“危险”（学校问题，大学问题，伪科学问题）没有或很少被提出并讨论，因为这些话题在全国范围没有产生任何反响[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