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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拿出盒红印泥要她按手印，她按得有点儿后怕，大拇指有点儿哆嗦，一次没铆足劲儿，按得有点儿花，像一片没揉开的红胭脂，也像姑娘家蹭在裤子上的血。

一

住在胡同里的人见识可能不高明，他只熟悉家门口的几条胡同，不会比一个村子更大。如香儿胡同中的人，清楚身边每一家祖宗三代的掌故，如同熟悉电视里每一件国家大事。他们都知道东口的一个院子里有个白毛老太太，常年木然地站着，身后几间小破房都是挤着盖出来的。那院子破得连正经的门都没有，只有扇红色的大铁门，晚上用铁门闩插上，一拉动就发出轰隆的响声。门下边磨着凹凸不平的地面，很是难听。

香儿胡同东口外有个小型的广场，上面修了假桥，刻上名字就叫北新桥。桥下积着死水，一到晴天就晒干，一到雨天就发臭。广场上时常跳广场舞，震破耳膜的乐曲多是红歌改编，令人无处躲藏，恨不得挖个地缝把自己埋了。附近几栋楼常有人推开窗子吼：“别跳啦，缺德！”下面的人把《送红军》换成《小苹果》，照样跳，没人抬头看一眼。

在广场上跳舞的那些人中，有那位胖胖的穿牛仔坎肩的白毛老太太，头发灰白又卷花，似一只许久没洗澡的老绵羊。她不跳舞，气色尚好。她表面的年龄兴许会年轻些，但实际也得八十上下，还算硬朗。

老太太姓张，就她，五六十年代是香儿胡同的积极分子。

二

五六十年代的北新桥最为干净。那里看不到外国人，连外地人都少，过个黄毛蓝眼的外国人，人们使劲远远地围着，看猴一般，并猜测是东欧哪些国家的，如罗马尼亚、什么什么尼亚的。前些年打了美国佬，人家肯定不来。

在十字路口东南边的委托商店前有个不大的空场，空场上集中了蹬三轮的。车夫们吆五喝六，早晨在那里集合，互相招呼着干活儿，下午四五点钟就散了。有的给家里捎上点儿酒肉，更多的捎上点儿棒子面。有一进家门就铺开报纸提笔练字的，有抄起胡琴就拉两段的，也有拿笤帚疙瘩打老婆的，更有被老婆打的。等家家的煤球炉子冒烟以后，胡同里安静下来，这时要过个人，看背影都知道是谁。

要是还有人在活动，那准是街道的积极分子。她们多是家庭妇女，是小脚侦缉队的同行。

那年月北京人臭毛病很多，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表面上不排外，但分得清先来后到。有心窄的，兴许在心里画上个“三八线”，知道谁是老派的，谁是维新的，谁是刚解放进城的，谁是打逊清就跟这儿的。张雅娟在解放头几年前进城，在老北京里是新北京，在新北京里是老北京。她也穿过几年大褂，念过几天学堂，多少认识点儿字，上青年会参加过团契，唱过几天教堂的洋歌，有个好嗓子，好戳个儿，好身板；看报有点儿费劲，写字缺胳膊短腿，但都能应付；能做针线活儿，但有时总犯懒；多少能讲讲话，不云山雾罩，但也不抓重点，好在通俗生动，胡同里的人爱听。她热情而周到，什么事都爱掺和，街道扫盲班结业以后，她知道自己出身优越，知道什么叫工人阶级，懂得妇女能顶半边天。只是丈夫待她在私房时候使不上力气，感情也就那么回事。

每当大略归置好屋子，轰丈夫到工厂上班后，整条胡同就属她最忙活，她有使不完的力气，都是在床上攒下的。在“除四害”的节骨眼儿上，今天各家发老鼠药，后天领苍蝇拍，发点儿敌敌畏，给点儿六六粉。那时候“四害”真多，怎么也打不完。街道就派人来打，捎带着把各家养的狗都打了——是她领着打狗队，挨家掏了老窝。那凶巴巴的大黄狗，脖子上架上杠子就咬不动了，乖乖地被街道像押“反革命”一样押走，打死后都给炖了，谁积极，谁多吃多占。

这一片原都是老派的旗人，不吃狗肉，也不穿狗皮衣服，顶多贴贴狗皮膏药，再痛恨也不敢说，各家跟狗亲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暗地里朝张雅娟的背影扔石子，拽沙子。原本人们的爱国热情很高，都盼着将来能有点儿出息，大家都是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可就打这事儿起添了堵。

这天的工作是给居民发喷壶，带收清洁费。喷壶每把两毛。有的人家不大想要，但这天秋高气爽，看别人家要，自己也就要了。而到81号孙家这里，孙家的儿媳有点儿不大乐意，还要收两毛的清洁费，这再添一毛，犄角旮旯捡几分，五毛六就够买斤肉了。张雅娟这天收费，是举着刀割她的肉来的。

孙家儿媳妇正色道：“能不买吗？”自打换了新版的人民币，她把家里的、私房的钱都攥得更紧了，好像能攥出油来。《婚姻法》颁布了，能离婚了，别哪天再被人给踹了，当暗门子都没地方。有旧式的姨太太、大小姐，男人跑了，家里败了，八大胡同封了，只好在自家里当暗门子。

她听丈夫念过首平仄不合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你真要自由去了，我可就被抛了。

“不行，人家都买了。”张雅娟工作认真，态度远超街道办工厂的工人。

“这玩意儿哪值两毛？以前老鼠药、苍蝇拍都是白发的。”

“瞧瞧，喷壶嘴是铜的，卖破烂儿还能卖八分。以前都没要钱，这次不正好？这不是买，这是交，交钱。”

“别人怎么样不管，居委会总不能强买强卖。”

“哟，就你家院子大，你家搞特殊？”

二人都不好惹，没两句就戗戗起来。而太阳越升越高，刚一发力，就把同院的关志承晒出来了。

关志承一脸的没睡醒，披了旧的对襟小褂，那蒜疙瘩的盘扣还没一一对上，满眼的眵目糊，嘴边的胡楂永远剃不干净，似一个按时吃饭的人从不按时擦嘴。下身是黑裤子，光脚穿一双小圆口的布鞋，右脚的大脚豆把鞋顶了个窟窿。

“这是谁啊，大清早吵吵？”他满嘴喷出了酒气，仿佛在秋高气爽中下了场大雾，把满院子挂露水的鸡冠花指甲草都打蔫了。

那时的关志承年纪轻轻却少年老成。关家和孙家都有文化，全院就这两户。关志承从小上学不大用功，但聪明，爱看闲书，多知多懂。这年他刚刚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填表时写了愿意分配到最最艰苦的地方去；另一面，又提出父亲有高血压，希望组织上照顾。结果一毕业，他就在马路北面的二百二十中教书。学校临街，跟家隔街相望，从屋顶上走，五百米都不到。教的是语文，正对了他胃口，那几篇课文早已背熟，从不用教案，张嘴就侃，随手写几个漂亮的粉笔字，能把黑板写得满满的。那学问对高中生有富余。在大学生稀缺的年代，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工作，不累，轻松，还不耽误他喝酒。

关志承从小就爱喝酒，是他爸爸关老爷子教他的。关家是瓜尔佳氏，在旗，原先住帽儿胡同东起路北第三个门。清朝倒台了，关老爷子在银行谋上事由，每天晃晃悠悠，还能把差事应付了。在关志承小时候，他性好诙谐，逗儿子倒酒喝，看儿子像狗一样吐着舌头扇风，十分开心，没承想逗出个酒鬼来。每天晚上，关志承酒杯里泡的不是俩樱桃、仨大枣，就是半个烂桃，经常喝得五迷三道儿，满院子撒酒疯。好在他也不大闹，顶多说两句不着调的话，就不指定在哪儿睡了，破坏性不大，可到处散德行，害得关家在孙家面前抬不起头来。

关老爷子时常堵着大街门口扯着公鸭嗓大骂：“关志承！二百二十中老师，喝——酒！”

“关志承！二百二十中老师，喝——酒！”

…………

这下德行散得更大，整条胡同都知道了。

关志承每逢说话以前，要先比画个动作，每次比画得都不一样，但还是能总结出点儿规律来。他最常比画的是右手在面前翻着手掌一甩，表示什么都不在乎，或者往斜上方一指，表示很遥远的地方或“那边，那里”，手还不伸直了。而且他每次说话都比动作慢上一两秒，收工后才开口，像是领导讲话前先给自己鼓掌。这次他的动作更大，在横扫乾坤后才说：“妹子，嫂子，总共不就两毛钱的事吗？我给了！”

“别别，我只是多说了两句，这里哪有您的事？”孙家儿媳妇窘了，缠上这个酒腻子，再简单的事也会变得复杂。

“谁说没我的事？咱街里街坊的谁跟谁？”关志承的重音都在每句话头一个字上，掷地有声。

“啊，不不，我是想问问卫生费的事，我们家一向都是自己搞卫生，今儿早晨门口刚扫完，这不张——”她不知称呼什么好，“大妹子就来了。”

“卫生费不给街道，给扫大街的——小三子他爸。”张雅娟不冷不热，不软不硬。小三子他爸姓平，人称平老头儿，解放前是“骆驼祥子”，解放后蹬不上三轮就负责扫大街，每户每月收两毛，养活小三子和他俩姐姐。当孙家儿媳妇反应过来时，她觉得把关志承和张雅娟都得罪了。她想赶紧掏钱，还得找个台阶下。关志承大手一奓，就差抬腿跳起来：“别怕，以后你们家的卫生费我包啦。我少抽盒烟就有啦。咱老街坊，谁跟谁……”

他接着对张雅娟说：“我姓关，您姓张，咱们是关、张啊，就差赵子龙了。”

张雅娟说：“那让您家芝兰也来居委会吧，别老脱离群众。”

孙家和关家是有渊源的。这一切在张雅娟眼里门儿清，她知道，在内心深处那个上锁的小匣子里，他们都把她当外人，嫌她文化程度不高，不是老门老户。不论她怎么拉家常，他们都亲近不起来。而且这两户出身都不好，都没自己进步，要好好培养教育。这里是孙家的私产，那孙老头儿也不知跑过什么买卖，横竖是有俩糟钱，解放前趁着房价低买了81号这么个院子。虽是一进，坐南朝北，但方方正正，十分宽敞。北房是正房，两边都有耳房，东西厢房也齐整洁净；南房三间，西南角是厕所，院里常年种着堆积如山的花草，有一整棵小石榴树，夏天能结出不少石榴，个儿小、太酸，没人正经吃，都被临院的孩子摘了来玩。还有两盆大个儿的夹竹桃，长得十分茂盛。现在都说夹竹桃有毒，不卫生，但家家都种。想到这里，张雅娟打上了夹竹桃的主意。

孙老头儿是胡同里穿大褂的最后一人，他每逢出门，不论是买菜、访友还是遛弯儿，都会穿上浆洗得发白的大褂，认真扣上每一个纽子，拄上罗汉竹的拐杖。他没留胡子，戴个眼镜，没什么仙风道骨，只似个普通的念过几年书的老人。每条胡同都有这样的老人，他们证明北京曾有过过去。孙家儿媳妇跟丈夫孙旭说过：“让你爸早点儿脱了大褂吧，上厕所都得掖着大襟，一不留神，再踩着，再摔了，掉茅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