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世界观,马里乌斯·詹森,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日本的世界观,马里乌斯·詹森,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日本的世界观,马里乌斯·詹森,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日本的世界观,马里乌斯·詹森,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书籍下载方式：

1.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urTvv2F2nMonX9TBfpu4A
提取码：2jga

2.若链接丢失，可在微信公众号：超级读书绘，对话框直接回复书名即可获得。

在20世纪中寻求世界地位

晚年的久米乐观地认为，日本要担任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但在1931年他逝世后数月，日本就霸占了中国东三省，开启了穷兵黩武的暴力时期，直到1945年投降。他与杉田玄白一样，都期望日本会继续进步，但事实证明两人都错了。自我怀疑、社会不安以及对国际危机的觉察，使一整代积极分子投身政治活动，把国家拉入了战争之中。久米死后的变化比他活着时所体验到的更加天翻地覆。

到了20世纪，日本从以少数领导群体密切联合为代表的明治时代的一体性，过渡到由职业官僚与特殊利益集团掌权的政治格局。表面看来，在他们的领导下，日本的观点与制度都有条不紊地趋向开明。然而，他们本质上更强调保守，而不是创新。早在日俄战争之后，政府各部门及其政策都显示出对社会变革和可能出现的激进主义的担忧。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十年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愈益接近，经济在战时繁荣后陷入萧条，而政府尝试通过确立正统和统制思想来应对。

天皇制曾作为原动力，统一了封建分裂下的日本，并使之现代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却成为阻止日本进一步改革的堡垒、行为规范的象征、解释国体和正统的准绳。在天皇制的形成时期，接受过皇权教化的一代人予以支持。明治天皇通过发表训诫和出巡全国来团结民众，相比而言，现在天皇高不可攀，更加神圣，更加抽象。自然，天皇制可以应用到各种方面，因为它是一切论点的本质部分。议会政治的一流理论家吉野作造因提出民意与天皇意志一致的论点而先声夺人；激进法西斯分子北一辉提出需要“国民的天皇”的论调，认为天皇应该放弃财富以免政府把他和财阀政治联结在一起，而爱国志士组成的议会将支持他；军部的激进分子则倡议“昭和”维新，通过抛弃西方和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陷阱来完成明治大业；执政的保守派最有权力利用天皇制的裁决和支持，并成功抵制了其介入政治进程后所带来的限制或扩张。

吉野作造理想中的议会政治进展看起来常与现实中的特殊利益政治集团抵触。北一辉的著作被反感的审查员禁止，但这些著作的手抄本在军事机构内流传。军队既然是社会的一部分，自然就会利用社会中的分歧，警告日本出现的内忧外患。在性急的年轻人心中，内在危机与外部机会的认识产生共鸣，使他们激烈且政治化。结果，年轻军官以完成明治维新的年轻武士的继承人自居，成为政治动荡的原动力。他们更保守的上级军官则从中渔利，借不稳定之机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最后稳操决定日本政策的大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社会与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都日益复杂。在前两讲中，我们谈到了整个时代的人的体验，这种说法虽不一定高明，但仍可说通。不过对20世纪的日本，我们难以用这种概括性的话总结。日本社会内部的利益集团分化加深，即使在像商界和军界这种普遍集团，特殊的利益和竞争的焦点也会产生各自遵循的、完全不同的政见。明治时代并非没有政策优先顺序的问题，但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因明确的世界秩序而得以控制。然而，随着该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瓦解，诸多认知出现，而日本的新地位又使这些认识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这时期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发展。第一个是中日民族主义在一战后的相互影响，它破坏了海洋两岸的政治稳定局面；另一个是欧洲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它使部分日本精英分子修改了他们的国际威望与实力的排位。20世纪20年代，日本放弃了跟英国的长期联盟，加入“华盛顿体系”。20世纪30年代，它又逐渐放弃这个体系而与德、意结盟。与它的新盟友一样，日本发动战争以寻求地区霸权，结果尝到了战败与重建国家的滋味。

随着这些政治和外交方向的转变，个人和国家对文化价值的优先取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但这种变化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杉田玄白把西学的实用性、精确性与汉学比较时，他所面临的疑问已臻成熟。此后，日本的国学者便标举一种纯化的民族本质，以证明为捍卫民族传统而从中国转向西方的合理性。久米邦武那一代人体验了西方影响的浪潮后，目睹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创立。它以儒学、国学混合而成的规范价值为中心，旨在保护日本文化免遭外来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破坏。在20世纪，这一切导致了日本内部植根于对立之中的深刻矛盾尝试：他们要维护本土文化的优越性，要通过进口文化来加强本身的传统文化，最终要通过帝国主义手段来打倒帝国主义。对于日本神圣国体的神话，是拒绝还是加强？当面对这一不愉快的选择时，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逃避到与政治无关的个人的纯学术天地。对其他人士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提供了解决长期困扰他们的矛盾的机会。但他们仅仅打出一个依依不舍的口号，呼吁国人“克服现代性”，即非日本的物质主义，从而又加深了自己的困惑，反而被这种现代性所克制。不过，这一主张的回音仍然存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工业文明中的不和谐音复杂起来。

这些论点需要多几倍篇幅才能阐释明白。我只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一些情况，以期了解它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日本的世界观产生何种影响。我先来论述两次大战期间的情况。

一、两次大战之间

20世纪起初的三十多年间，主要的分裂出现在明治时的一代人和批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已过时的人士之间。明治时代的人们目睹祖国在英国舰队的阴影下成长为大国，他们无疑会相信，要最有效地保证日本的将来，首要方针是与主要海洋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我们能在已故首相吉田茂的回忆录中看到最令人信服的观点。吉田是执拗的亲英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恢复日本与英美的密切合作为己任。在他看来，日本只要明确坚持这一路线便会繁荣，反之则会遇到灾难。但即便是他，也承认当1912年明治时代结束后，维持这条路线遇到了问题。其中一个是某些日本人认为，清朝覆灭给日本带来了新机会，但日英同盟限制了他们的选择。更广泛的一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沙俄和德意志三个帝国瓦解，日本很难继续维持以它们的存在为前提的政策。当现状已经消亡，人们又怎么信守现状呢？

另一个问题是入江昭教授所说的，美国竞争性扩张主义的发展。日美之间日益增加的不信任，使英国对于和日本联盟感到忧虑，特别是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后。面对不心甘情愿的盟友，日本又怎能对同盟有信心呢？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尤其是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上，似乎有清楚的证据证明，英美正联手对付日本。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种族与文化似乎才是最后的决定因素。凡尔赛会议上对种族平等的争论和美国在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都说明日本受到了排挤。甚至明治时代的元老也对20世纪初的种族政策愈来愈警觉。日俄战争时，日本竭力避免给自己戴上代表亚洲的形象。而且在此之前，日本努力避开“亚洲”一词带来的污名（例如福泽谕吉著名的文章《脱亚论》）也是出自同一道理。但如果这些努力失败，如果与西方合作的希望需要日本服从一些它无法达到的其他先决条件，那么强大的日本就要仔细重新考虑它的位置，努力争取地区霸权。

至少这是军部要员的观点。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方就有朝此方向迈进的行动。若干明治时期的陆军将领曾严肃地考虑与德国建立更强的联系，放弃日英同盟，在亚洲大陆建立更强大的地位。日本隔岸观火的一战经验也使许多军部领导相信，在国际竞争的新回合中，日本面对新的需要，而胜利属于经济统一且有规划的国家。假如世界资源将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控制，日本不能分到一杯羹，那么日本就应该有自己的打算和行动。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对这种看法有详细的阐述。石原是个出色但又古怪的战略理论家，在东京陆军大学任教时提出了“最终战争论”。他预言技术进步将导致争夺地区霸权以至最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技术的运用需要国家中央以超过战时德国的规模进行统筹。在最后阶段，以绕地球飞行一周而无需加油的飞机为代表的空军力量，将带来胜利与世界统一。最后的斗争则会在作为西方文明之首的美国和领导亚洲的日本之间进行。为此，日本要做好准备，发展国家的工业管理，建立军事独裁，成立一个大党。日本应该从巩固对东北亚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控制开始。第一步是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接着吞并华北和东西伯利亚，接下来就可以建设在与美国最后摊牌时所必需的工业帝国。

1931年，石原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协助发动“九一八事变”，从而实现了该理论的第一步。但此后所有事情都事与愿违。他不赞成愚蠢地扶植新的傀儡政权，认为日本无视中国的民族主义将会断送在心理战和政治战上获胜的机会。1937年，石原在参谋本部担任要职，竭力防止“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他深知日本的计划和巩固力量还处于很原始的阶段，不足以冒更大规模的战争风险。此后，他和东条英机大将争吵，以令人震惊的叛逆行动指摘东条英机，结果提早退役。大概是因为提前从领导岗位下来，石原逃过作为主要战犯而受审的命运。大战之后，石原尝试推行农村自治体运动，希望为新日本指明未来的“亚洲”角色。这个日本要按照自己的构想重建，而不是杜鲁门或斯大林的。直到最后，石原还是一个要求日本保持独特个性的发言人。

当然，在吉田茂的亲英态度与石原莞尔鲜活的“世界最终决战”立场之间存有许多中间理论，两人的意见代表了争论的两极。军方内部的观点在政策轻重缓急和可行性上出现严重分歧。明治时代以后，军队便没有经历对敌作战的磨炼，因此，源自个人和地区对立的派阀主义不可避免，并因代际隔阂而更加恶化。一批青年军官组成了极端激进派，对自己服役的军事机构抱持一种几乎是无政府主义式的蔑视。他们相信自己的热情，相信投身将加速日本政体发生基本改变的暴力行动至关重要。更小群的高级军官称赞这种激烈情绪，调和其极端性，并且利用它达到自己在司令部的目的。抱有创新精神的改革派则瞧不上这一切夸张言行，强调在装备与组织方面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在激进分子看来，这类现代化依赖物质手段，在精神方面则向西方屈服。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同一切唯物主义斗争，尤其要反对复兴的苏联唯物主义，并为此鼓吹“皇军”精神。于是，军队因狂热引起的倾轧、拒绝服从而四分五裂。在天皇的坚持下，最高司令部镇压了1936年东京的叛乱[1]，苏联武装力量显然也抑制了日本在1938年、1939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边境的冒险主义行动[2]，两者同时阻止了这场狂暴的混乱分裂成一阵灼热的碎片。

“二二六事件”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占领政府机关，并刺杀多位军方高层与政要。政变在三天后以失败告终。本图是事变发生后《时事新报》的号外。由于情况不明，媒体均以为冈田首相已遇刺身亡

诺门罕战役中被俘的日本士兵 1939年日本和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在诺门坎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日军战败，于9月16日在莫斯科签署停战协议

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带来了各种情况的混杂：对内恐怖行动和镇压、对外侵略、国外批评之声日益高涨、面对镇压与批评而出现的巩固内部团结的倾向。日本人对中国的抵抗和愤慨情绪，往往报以偏执狂患者才会做出的种种反应。他们对共产主义在神州大陆的发展感到真实恐惧，在大萧条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对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也日益丧失信心。

试图系统化理清那时日本的世界观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甚嚣尘上的日本优越论使人很难公开反驳，压抑了许多怀疑者的声音。毫无疑问，鉴于英美的国际声誉与贸易平衡，政治上的稳健派和大部分财经人士继续关注两国的情况。但即使是他们当中最热衷的人，也被英美的反日情绪和政策的证据阻碍。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是一位在美国受教育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生致力于促进日美彼此了解、立志成为“太平洋上的桥梁”的公谊会教徒（Quaker）。但1924年，美国排日的移民法案使其大为愤怒，他发誓在该法令废除前再不踏足美国。1931年，他冷静下来后打破了誓言，踏上最后之旅，试图让美国人民相信日本政治基本健全。但他身体的健全却先崩溃，未完成使命就逝世了。这种奋不顾身而又归于失败的行动，多少象征着日本社会内部以及日本在国际上沟通的失败。不论对日本军部的顽固有何看法，极少有日本人会怀疑他们国家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或者看出那与美国在拉丁美洲扮演的特殊角色有很大不同。

也有人支持中央计划统筹。他们从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崛起中看到在国际事务中新的甚至是决定性趋势的证据。他们指出，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在组织结构和指导思想方面都为明治政府提供过重要参考的德国领导人，都发现有必要摒弃民主制度中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及代议制政治效果不佳，而且加剧了社会分裂，所以日本也应该改革国家体制。日本已经有现成法律支持的家族制度，族长有权管理整个家族成员。这个微观的金字塔可以扩展成以神圣天皇为最高点的国家等级制度。这形成了一种不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意志影响的纯化结构，国民完美地团结在为国家效命和献身方面。因此，从遥远的欧洲传来的强调种族与国家的理论，就增强了日本优先维护优越的“家天下”政体的决定。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与分裂，以及亚洲殖民地的不满，使日本同时获得了教训和机会。知识分子努力为日本的使命找寻意义，将其看作亚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思想家和评论家则谨慎地赞许这种新的方向转换是“克服现代性”的斗争。

于是，日本在明治时期形成的关于各国顺位的一致意见因诸多原因而瓦解，内部的稳定也随之动摇。陆海军领导、财经界以及其他群体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不同，其中差别最大的莫过于对中国的看法——那时它正向着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国家军事领导下的中国奋进。日本对现代中国的评论往往忽视其问题与成就，而集中于其虚弱与缺点。“亚洲领袖”意指日本为领袖，因为他们几乎不期望比自己更大的邻国。在那些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动乱也包含了共产主义传播的“危险”。事实上，国民党的统治延伸到东三省埋下了“九一八事变”的火种。在明治时代，年轻的日本对古老的中国抱有怀疑，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治领导和政治思想还很年轻的中国却让年长的日本惊慌。

吉田在逝世前不久回顾这种情景，把他所处时代的动乱与明治时期的相对一致作了对比。明治时期，日本对国际社会的结构和自己加入的条件都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他这样写道：“在（明治时期的）那些事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日本政府与人民在那个时代普遍同心协力地一起行动。相比之下，此后日本人在对英美的态度上的冲突，使我们的政治与政策受损。”吉田继续用20世纪50年代对比，那时他领导建立日美同盟。如他所说：“日英同盟受到政府与人民一致欢迎，没有人认为这份协约代表日本屈从英国帝国主义，或者日本面临成为美化了的英国殖民地的危险。”1960年，在吉田写下这些话时，他的同胞对于和美国结盟是否明智产生了深刻分歧。但我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事件证明了这位老人对其祖国有能力协调独立与结盟的判断。

二、战争的决定

从上述情况看，人们将会理解使现代日本失控地冲入战争、战败及遭到重大破坏的决定。较之国际秩序的根本重整，那更是因为日本未能成功地找到途径去实现令自己满意的国际威望。矛盾与混乱导致了一系列仅根据策略而不是战略的决策。忽略所有颂扬果敢的华丽辞藻，只要研究一下产生战争决策的会议记录，就明显会知道他们做的是短期计划，在那里一厢情愿地设想旗开得胜后的状况。中国肯定将再次妥协，或者，也会在政府被大规模打击摧毁后投降；美国的当务之急必定在欧洲，因此在日本建成固若金汤的防线、将太平洋掌握于手中之前，他们肯定不会有所行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在望，似乎要求日本在努力之余还要紧急行动，以免彻底丧失在东南亚获得利益的机会；俄国人可能在最后出面斡旋，就像美国在1905年提供的帮助一样。

整个过程仍然缺乏足够的解释，但现有的资料让我们确信决策者会议中的犹豫、迟疑，以及偶尔的不负责。现代日本此前遭遇的危机都走向最好的结局，这鼓舞了他们。对他们来说，那些决定似乎都是暂时性的，但它导致了第二个，然后导致了第三个，一直到最后似乎难以避免地全面陷入战争。

失败是从中国开始，我们也可以说，失败是由于日本不能构想出能应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贯性世界观，反而很快将其顽固地认为是反日表现。立场繁多的日本人不得不接受日本有必要在中国大陆享有特殊地位。如果不去获取其他列强控制的资源，日本如何成为强国呢？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互相刺激逐渐变成了不可逆转的震荡，并导致二者正面冲突，即便双方都有人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阅读原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更让我相信这种看法。很多人都知道松本现在是位于东京的国际文化会馆的理事长，在书中，他叙述了一系列撮合日中官员进行谈判时所做的绝望努力。他和其他人在此肩负起可敬的角色，但这些努力注定与日本和南京汪精卫的短命傀儡政府建立的关系一样，成为泡影。日本的政策不但没有摧毁蒋介石，反而使他一时成为民族英雄。他们仅仅使自家政府在1937年开始的漫长而困苦战争中瘫痪而已。

日本在中国的失败导致了日美冲突，美国努力遏制日本的行动反而使日本人发动攻击。赌博中的投机和不确定情绪弥漫在决定开战的会议记录中。日本现在的努力也许不能奏效，但尝试的机会不会再来，如若放弃则是永远的二等国家地位。正如海军大将永野修身所说：“政府判断，如不开战必将亡国。即使开战也可能亡国。然而，一个国家在这种困境下如不战斗则会丧失其精神，就已经走向末日了。”他所谓的“困境”，部分是指日益减少的石油供应。日本必须在还有军用燃料时攫取更多石油补给。海军大将的这番话肯定不会出自那些对新世界秩序构想有信心的人。反之，正如他所说，不开战比开战的代价更大。顺便说句讽刺话，那时看起来足够供应初期军事行动的燃料储备，按现在和平使用的水平来看，只够日本用几天。

御前会议 广义上，天皇参加的诸多会议均可被称为“御前会议”，但一般把战争开始或结束时，天皇、元老、阁僚及军队高官集体出席的会议称为“御前会议”。本次为1938年，由裕仁天皇主持，决定对中方针

日本偷袭珍珠港 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被日军击沉，1941年

不过，还有其他氛围笼罩那时的决策会议，并促使与会者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在那个时期，日本铺天盖地的纵论世界大事的文章中，“时势”、“大势”等词语日益增加。这也愈来愈多地暗示，除了少数狂热分子打算对“时势”有所作为外，日本的领导者就像日本小说中的人物，总要面对着基本不能控制的源源不断的事件。唯有时机能决定什么是可能的；聪明人接受这种事实，而不尝试去改正它。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明治时代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雄辩的言论：

政府只是被军部牵着走，这种形势实在是不幸。但说什么“多可怕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这些都没有用。这可能是过渡时期的现象。一个人只要感觉到这的确是一个要勉力而为的时代，也许就会发觉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时代。但是对政治家来说，整天在说“这是一场危机！”或“我已经无能为力！”则表示他并不真正了解情况……
我以为这不止是要求冷静的规劝，还包含要顺应时势、提醒人们还有一些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意味。

一些日本学者以为，这种心理状况与日本人喜欢用“是”（なる）多于用“做”（つくる）或“去做”（する）[3]有关。他们指出，这种习惯的结果是事物似乎不必依靠人力而自生而成。一位日本学者以他在东京的大学学院为例说明。假如会议记录以他动词写成，同事们便会愤怒地反对。记录不能写成“こうしました”（我们做了这些）而应该是看上去自然形成的，如“こうなりました”（事情以这种方式发生）。决策的过程可能含含糊糊，但结论却不能改变。既然没有人去做，它也就很难被撤销。

这些社会语言学上的纷错很有趣，但它们也遍布使不够警觉的人上当的陷阱。大多数大学院系的会议记录都充满被动词，包括我所在的。日本近代史上，对事情的紧张、冲动甚至是过激反应的例子屡见不鲜，足以使人警惕。不过，仍有一些事件可以用来说明似乎弥漫在1941年决策会议上的奇怪的被动气氛。大多数人接受“时势”为定论，少数预感到灾祸的人在试图调整“时势”，或至少调整同僚们对“时势”的看法，而不是反对他们制订的反应计划。

三、日本复兴

日本在1945年投降，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势”或“大势”。日本最初卑屈，之后也仅仅是逐渐能够自主。我们无须明断或远见也可知道美国支配日本国事的事实。许多日期可能看作主权正式且实际上收回的暗示：1952年，日本同多国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1954年至1955年，日本经济首次超过战前；1958年，日本制订第一个防卫计划；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至1972年，首相佐藤荣作欢呼冲绳岛归还日本意味着战后时期的结束。但把这整段时期看作日本是在随波逐流和接受无可避免的现实则是错误的。因为毫无疑问，吉田茂和同僚都深信日本应该与西方贸易国家联结起来。日本领导者显然做出了清醒的决断，他们保留最少的军备并依赖日美同盟；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等人对日本应迅速做出更多贡献并重整军备的催促。他们做出决定的步骤往往难以找到文件证明。直到目前，这一时期的政府文件公开后，决策情况才真相大白。1974年，佐藤荣作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引起一阵诧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要确定日本的稳健路线应归功于谁，可能和二十五年前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想要确定日本侵略责任归咎于谁一样困难。

显然，转变的“时势”明显有助于日本调整应对之道。战后世界被两个超级大国控制，日本幸运地只被其中之一而不是两个一起占领。鉴于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以及印度的政治态势，拥有工业潜力的日本对美国自然愈益重要。在战略上，日本对于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继续维护它在亚洲的安全地位都是不可或缺的。反过来，日本通过自身的稳定与增长协助稳定了西太平洋地区，而且摆脱了最初被美国盟友控制的极不平等盟约，成为美国真正的合作伙伴。

美国对日本的帮助，远不止于明显可见的援助与保护。日本购买了美国的技术，推动国内新的工业革命，出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五六十年代的自由贸易与廉价原料供应，使30年代很受重视的独裁和帝国的争论成为历史陈迹。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末落，令日本轻而易举地取得曾是太平洋战争直接目标的东南亚资源。日本对消费品的渴求创造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必须靠出口来纾解国民贫困的战前理论不攻自破。美国对日本加入国际组织的支持，使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在此期间，日美两国的双边往来贸易总值猛增至三百亿美元，达到有史以来越洋国家的最大交易额。即使把毗邻国家也包括在内，日美的贸易额也只是仅仅次于美加的贸易额。日本成为并持续作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几乎吸纳了美国出口农产品总数的五分之一。今天，美国对日本输出粮食的耕种面积超过了日本本土耕种粮食的面积。除农产品外，日本也是工业产品与工业原料的主要出口市场。正如弗兰克·吉布尼（Frank Gibney）说，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经济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缘故，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在1977年首次超过了与欧洲的贸易额。

空袭后的日本 1945年

做乒乓球拍 战后，一位小男孩用镰刀自己做乒乓球拍，1950年左右

尼康的工人正在检查镜头 1952年

玩呼啦圈的少女 1956年，“已经不是战后”的观念最为盛行

另一方面，日本出口美国的工业制品，在数量与质量上都稳步增长。虽然日本有其他出口市场，美国购买日货也逐渐减少，但显然美国市场对日本仍然十分重要。

在这整个时期里，美国认定保卫日本对自己的利益极其重要，从而使日本能进行庞大的储蓄。它开始于美国对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4]的坚持。虽然不清楚放弃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理想主义举措究竟是麦克阿瑟将军还是币原首相提出并负有最终责任，但今天无疑可以确定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强烈支持解除武装，即使美国政府在1948年要求他调整立场时也置之不理。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也完全赞成吉田首相对加速重新武装日本的抵制。毋庸置疑，日本宪法第九条得到通过，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意见。各界人士也大声疾呼表示支持，因此，保守派领袖在20世纪50年代希望改变它的企图未能得逞。

换言之，“时势”的转变确实强烈而又具有决定性，但日本的反应也巧妙、坚定且非常合理。日本领导人拒绝按美国提出的条件并迅速重整军备，以免受到美国战略的束缚并被亚洲邻国孤立。不过，正值日本能够以更接近自己的想法、更符合自己彰显国威所需的威严和力量考虑措施之际，选票的减少使他们的计划更难实行。

日本国内的“时势”也在迅速转变，而且重新界定了何谓可行和明智的举动。新的教育和自由思想创造了一个等级意识淡薄的社会。既然国内的等级意识淡薄，把其他国家按威望高低排序也变得没有意义。到20世纪70年代，外国比以前更尊重，甚至钦佩日本，而极少有迹象显示日本是世界秩序中的劣等和二等国家。比诸其他国家，日本的社会运作、人民生活、产品能比肩任何国家，甚至更好。一位新近的学者指出，日本或许是“第一”，有许多地方值得美国学习。

其中一个结果是一种超越政治的现代性（modernity）意识。当年轻一代逐渐加入那些历经战争、破坏和重建等最艰苦日子的前辈的行列后，20世纪50年代以贫乏和软弱为特色的评论也开始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了那些想利用贫穷和绝望的状况去谋取权力的人的政治主张。在1974年夏天，我听到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的选举演说。他向听众保证，虽然保守派指出日本共产党会推行类似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政策，但日本共产党毫无此意，因为根本没有这种必要。俄国和中国都是不发达的落后国家，所以它们的政府需要采取强硬手段。但日本已经现代化了，日本社会已经超越了需要用强制手段的发展阶段。日本现在需要社会立法。据此，野坂往下开始谈关于托儿所、通货膨胀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新日本的国际经验也比从前更多。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日本仍旧保持着狭隘的岛国特质——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质连同日语的局限，使日本人受到绝无仅有的社会民族意识束缚。不过，这种意识却是在日本认识世界比以前更深的情况下产生作用。战争期间，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前往海外；与之相对，占领日本和朝鲜战争又使数以百万计以美国人为主的外国人来到日本。更重要的是日本年轻人的大规模留学潮。直到今日，富尔布莱特奖学金计划（Fulbright Scholarship）、私人计划和企业机构派遣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雇员前往海外。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开始到海外旅行。1969年，日本出国人数达71万，首次超过到访日本的外国人数。1974年，这一数字增至234万，1977年达3 151 431人，其中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女。即使这些海外旅行人士很多是随团体参与个别活动，但他们经历的累积影响也十分显著。在战前，海外有若干个规模颇大的日本移民团体，但个别移居国外者属少数。时至今日，大量日本人史无前例地独居海外。他们在巴黎绘画，在重要的乐团演奏，在许多从来没人料到会有学习日语需求的地方教授日语。甚至日本激进主义也变得国际化了，它不再限制自己仅攻击日本商人和政治家，更把远及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运动视为己任。

浅沼稻次郎遇刺 1960年10月12日，日本左翼政党领袖、社会党委员长长浅沼稻次郎在东京演说时，遭到一名十七岁的右翼极端分子刺杀。这名身着高中生制服的少年在收监一个月后自杀，遗言为：“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

东大安田讲堂事件 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学生运动高涨。1969年，东京大学医学院学生反对学校修改实习医生制度，占领安田讲堂，校长令警察强行驱赶，反而引起更大程度的反抗，其余学校学生也加入进来

1964年东京奥运会标语 战后，日本主要城市几乎都化为一片废墟，然而战败不到二十年，日本就顺利举办了东京奥运会

日本出入境人数统计

四、确定名实

在日本复苏与重建的几十年间，在明治时代接受初等教育的一代人负起了领导责任，而成年人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挫折与苦难中得到磨炼。在政治上，日本人出现了深刻的分歧，形成保守派与社会主义派两大阵营，双方的发言人对世界问题抱持根本不同的看法，其根源出自早年形成的观点与信念。一种全新的折衷共识渐渐开始形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半数以上的日本人是战后出生，对战争带来的苦难体验甚浅且日渐淡忘，也根本没有认识到导致战争灾难的冒险主义。日本代际经历差异之大，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日本人也倾向于不断探索其意义，而这在当代评论著作中比比皆是。

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经济稳步发展和繁荣，但在70年代初受到剧烈震撼，导致国内纷纷思考日本和日本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可能性。以反省日本独特性和重要性为主题的论著——日本论——大量出版。比诸19世纪后期倾向武断和力图成为定论的日本主义，这些著作具有怀疑和思索的意义，但也反映了某些相似的心理需要和驱动力。

打破20世纪60年代世界安宁的危机在此毋须细说。“尼克松冲击”通过让货币升值、设置纺织品限额和征收进口税等“震荡疗法”打击日本，表达对日本漠视美国警告的不满。美国突然转向与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不但使日本措手不及，而且似乎暗示这个主要盟友的反复无常。事前未与日本磋商，或许暗示着美国不信任日本，且有可能一反过去在安全问题上的整个立场。由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与美国在东南亚的失败非常巧合，暗含美国更大规模撤退的可能性，有些日本人便想起半个世纪前英国对英日同盟热情冷却的旧事。

除此之外，1973年的石油危机令所有工业国家，尤其是日本，领会到自身的脆弱。日本痛切地体认到自己不但缺石油，而且缺乏一切自然资源，甚至是粮食。日本所需的大豆有92%依赖美国提供，其轻率、短期的大豆出口禁令突显了特定行业以及整体的不景气。

此外，这次石油危机发生时，日本人此前对增长的共识消弱。人们普遍认识到，急进的工业扩张计划是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的。于是，各种环境破坏的证据，以及反对建设新工厂、新道路、新机场、新铁路和新发电厂的民间自发团体突然增加，反映着日本人观念的转变。197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三位，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次于苏联，略超英法两国的总和，并超过东南亚总和的八倍以上。如不计算产油国家，并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Benelux）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5]算作一个国家，日本的人均收入大约位列世界第十位。但如果以土地面积计算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日本是美国的五倍。如基数再换成可耕地面积，则日本是美国的十二倍。日本比其他国家人口更密集，环境污染更严重，一氧化物排放更多。日本人民之所以能容忍下去主要是依靠标志日本社会特征的高度一体化、纪律以及自尊心。但目前情况已经到达某种极限。日本国民普遍反对发展核电厂以提供其他急需能源，则显示出另一种心理上的反感——单独的增长再不是理所当然的目标了。

随着油价不断上涨，日本的经济也陷入了所有工业国家都曾遭受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之中。不过，由于政府不愿把本来已经很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再度提升，它的反应更缓慢。国内存货增加、终身雇佣制、工业资金不足，使大量削减生产的应对措施难以进行。于是，日本出口量始终居高不下。美国政府放任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以期来自日本的进口商品愈加昂贵，降低其竞争力，然而这种办法收效缓慢。相反，因为进口商品更昂贵，美元对日元更加不平衡，而日本以美元储备购买原料，成本更低。在情况混乱的五年之间，在美国人看起来十分脆弱的日本经济获得创纪录的贸易盈余。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出口量以惊人速度增长，其中四分之一销往美国，美国商品占日本总进口的比率则由1970年的30%下降至1977年的18%。美国评论界批评日本令美国贸易出现赤字，而且未能成功维护健全的自由贸易体制。日本也反唇相讥，批评美国未能限制能源进口。这些具体的贸易纠纷被掩盖在一系列协议下。这些协议缓和了1979年的危机，但并未解决贸易纠纷。随着日本经济增长、日美关系的复杂化，纠纷的规模似乎也在增加。十年前，纠纷围绕纺织品，之后是钢铁，也许很快就是计算机了。日本再不会唯命是从了。这个岛国一度是波音飞机和凯泽公司（Kaiser Shipyards）军舰攻击的目标，现在却替波音公司制造零件，又通过谈判收购了凯泽公司的钢铁厂。

以上列举的因素都非常复杂且重要，因此人们很容易花很长时间讨论。我提出这些主要是想说明，日本所回应的世界“时势”在迅猛地转变，而对它做出预测是很危险的。查阅近几十年有关日本的评论可以发人深省，即使有足够资料作为根据的论断，也常常要改变以适应任何人也未曾预料过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的连续评论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日本的经济困境完全无法解决；到了20世纪50年代，情况似乎有些好转，但前景仍然黯淡；至60年代，未来学家突然高呼未来属于日本，而且认为它的模式对其他国家具有意义。石油危机又突然使日本告别了经济增长和伟大成就。而在短短几年后的今天，日本的船只满载由高薪和勤奋的日本工人生产的货品，空前地涌进世界各个港口。在整个过程中，日本人脚踏实地、不动声色地把握住眼前的机会，避免了吹嘘和风头，并抗议着他们可选择的机会真的不多。

我们不可忽视这个抗议的逻辑。在新“时势”下，日本的国际地位使它特别依赖各国。除了美国在进口石油上居于首位以外，依赖进口的日本是世界上许多产品的最大进口国。日本所需能源的80%依靠进口石油，所用煤的60%也依靠进口。进口石油几乎是日本生产的基础，而美国进口石油则大部分用于家庭消费。1972年，日本消耗三亿千升石油，占世界总耗油量的十分之一。在石油危机前，有人认为这一消耗量将会每五六年增加三倍。一些预言家称，由多艘超级油轮组成、长达数海里的船只队伍，将会把波斯湾与东京湾连接起来。也难怪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及其后的石油危机会使日本产生那样强烈的危机感。

如果再考虑到国际市场对日本产品的需求，那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空前活跃、日本人出国及居留海外的人数空前众多、区域自足或霸权的观念销声，便都不足为奇了。这类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有点道理。那时亚洲大部分被殖民国家统治，经济民族主义使扩张海外市场受限，而必要的原材料供应也十分有限，从而促使诸如石原莞尔将军这类谋略家考虑采取行动。但按现时的“时势”，区域自给自足的政策根本毫无意义。

世界秩序的转变也同样巨大，且这种变化的最终状态尚未成形。列强并立的局面让位于超级大国的霸权支配，而现在又变成了近乎多极的世界。于是，即使是超级大国也发现本身的选择极其有限，而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象征的生产国家发现它们也有达到目的的手段。强国也需要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