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无聊：如果无聊不可避免，我们该如何面对,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精神分析式无聊

克尔凯郭尔对于无聊的论述和传统哲学中关于无聊的讨论最为接近，而这里的重点是我们所谓的“欲望缠结”——一阶欲望和二阶欲望相互冲突或无法匹配，因为麻木而缺乏明确的欲望等类似状况。在所有可能存在的对无聊的解释中，那些专注于分析欲望，尤其是分析欲望缠结的解释，与日常生活的真正利害关系最为接近。然而，对欲望缠结的社会层面和结构层面的分析往往存在空白，尤其是在涉及当今资本和技术条件的领域。

亚当·菲利普斯所说的“对于欲望的渴望”强调了一个真实的悖论，而非创造性无聊的那种纯工具主义的悖论。对欲望不再渴求是无聊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因此，无聊阐明了欲望、意识和对意义的追求。我们的欲望被其自身的磨齿机制困阻不前，我们也阻塞于此；或者，继续用机械打比方，我们好比不自觉地踩下离合器踏板，油门踩到底，然而由于发动机没有正常啮合，所以不可能有牵引力。对于这个问题，艾略特至少算是有所了解，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心烦意乱不得安宁/充满幻想和空洞的意义/神情木然而冷漠异常”。(53)欲望变成了狂躁的主人、精神失常的父母，不断地索取关注，却不容许我们明确地表达关注，这便使我们进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好比一个绳结掉落在串钩鱼线中，怎么做都是错，只会让缠结更紧。

在传统的精神分析术语中，可以说，就无聊而言，我们并非通过神经症的方式或借由神经症的表征来抑制无意识欲望；相反，欲望的全面瘫痪是神经阻滞的综合表现。因此，无聊产生了烦躁不安和若有若无的不满情绪：我心中连一个清晰的欲望都没有，这让我隐约感到恼火，但还不足以促使我摆脱这种麻痹状态。就像电视上有那么多频道，却什么节目都没有！因此，菲利普斯认为，在混乱状态和欲望不明的情况下，无聊起着一种精神预防的作用。他写道：“我认为，无聊保护了在未知中等待着的个体，让他可以忍受难熬的等待过程。因此，在无聊中，等待的矛盾在于，直到结局显现，个体才知道他在等待什么，而他往往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是在等待。”(54)这反过来又与研究无聊的历史学家彼得·图希（Peter Toohey）的判断相呼应：“从达尔文主义来看，无聊是一种适应性情绪。它的目的可能是帮助一个人茁壮成长。”(55)这里的重点是，身为古典学者的图希选择了“成长”这个动词，其中必然暗指所谓的“eudaimonia”（幸福），即亚里士多德描述的良好德行和深层次幸福，也就是这位古代哲学家口中的“活得好，做得好”（living and faring well）。但现在，我们大概会逐渐过渡到通常所说的“创造性”无聊（见下文第四小节），或者回归到哲学无聊（见第一小节）。

菲利普斯在这篇文章中说，无聊“类似于漫无边际的神思缥缈”，顺推之，创造性无聊则似乎能带来卓有成效的“神游”。他认为，“无聊是人们从容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尤其当起因是精神的阻塞或停滞时，也许便会浮现新的快乐选择，达成新的突破。这一切约莫如此。但“飘忽”的状态并不稳定，用符号学来说，自由飘浮的能指只会造成混乱无序。比方说，“自由”“正义”这类词可指示的对象是开放性的，以至于可以完全脱离其约定俗成的意义，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所谓的“词壳”（word-casings）就是其中一例：生命有机体或真正的指示对象的意义一旦被剥离，两者便脱离了语义场景，蜕落的背甲或外皮就是词壳。(56)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认为，在注意力和语言同样自由飘浮的情况下，意义的意义丧失、欲望的对象不再固定，哪怕是“回溯性设定”（retroactively posited）的对象都没有。(57)据他们描述，精神的过度投入本身是无所不在且无差别的，试图寻求组织却因意义结构的缺位而无法觅得。因此，正如我们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欲望的对象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才出现，诞生于我们的需求之中，尤其是想得到某物的需求、某种痴迷。反之，这种痴迷也属于回溯性自我设定。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揭示，目前“真相”（truth）就是这样的词壳，致使我在本章所说的无聊的状况颇具复杂性。我在早期作品中就曾指出，“词壳”这一概念可能会导致更加广泛的影响。莫非我们现在实则是“人壳”，仅仅是我们幻想中强壮形象的残留躯壳吗？我们一度自以为强健坚韧，甚至现在也时不时有这样的幻想。(58)然而，所谓的“人壳”并非意味着欲望受阻的状态；恰恰相反，它居于欲望过盛的世界里，其中的各种欲望纷繁复杂以至相互抵消，有效的信号也淹没在嘈杂的噪声里。结果是，即使是回溯性自我设定也变成一桩傻事，如同囚犯的自我处罚。这座低级炼狱隐藏在虚幻的个体化乐土中，以别样的方式展现出在当前政治、科技环境下行尸走肉般的自我。再次强调，如果我们愿意竭力进行自我剖析，无聊便是我们要关注的重中之重。

（3）政治性无聊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闲暇时光”或“自由时间”是存在危险的，阿多诺对此所做的阐述是本部分研究的核心文本。从这一点来说，目前专门从政治角度探讨无聊和科技问题的论述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哪怕是把提出电视时间和闲暇时光等阐述的阿多诺算在内，也只有少之又少的人在尝试对当今世界非比寻常、前所未有的状态提出新的批判性思考。毕竟，收视习惯已不同以往，休闲时间也不再局限于与工作时间泾渭分明的晚间和周末，并且还使自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了工作时间。针对当前的主体性状态及其与媒体的关系，我们必须充分考虑问题的紧迫性再做评判——不是愈加绝望或指责更甚，而是以细致入微的结构分析来应对。无聊不仅仅是一种惹人微怒的日常体验，但也不仅仅是一种无法进一步研究的存在状态，而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吹响的战斗号角。

阿多诺对政治性无聊的点评，与其对工作和休闲这两个概念融合之处的常规性批判紧密相连。休闲时间要么被同化为工作时间，呈现为工作场所里的“娱乐”元素（放映室、游乐室、休闲的着装规范、宠物收容处等），要么本身已成为劳作和竞争的场所。有时，这两种形式还会同时上演。因此，现代工作一族习以为常的一轮接一轮的周末狂欢表明，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工作的全面束缚。因此，当代休闲时间的无聊感是更深层次的精神萎靡的外现。当个体切换至工作自我时，这种萎靡感就会下降。根据这种分析，无聊是政治性的，因其投射出在劳动和自我的配置中一切都不顺利之感，个体无望地拘滞于罗网——我在其他作品中称为“工作理念”（the work idea）——之中。工作理念本身并不是有偿的工作，更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带有职业使命感光环的崇高劳动，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且几乎毋庸置疑的理念，即生而为人，工作乃立身于世之本。阿多诺的分析如今仍然适用，但是需要有所更新。核心工作场所的侵蚀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普及标志着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及边缘化。在零工经济下，工人们通过拼命地做些短期且往往无人监管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

传统意义上，劳动者和劳动行为的异化表现为，将其劳动产品商业化并售得利润，却不与其共享利润。而零工工人和其劳动行为的异化方式不同于此。相反，零工经济带来了一种层次更深、危害更大的异化，即工人与其自身之间的异化，他们受困于被他人随心所欲支配的工作中不能自拔。与此同时，工作的常规任务，即培养敬业精神与自主精神，日益明确地提醒着人们，对个人来说，再怎么努力工作都不为过。关于零工工作者勤奋过人的“励志”故事比比皆是，例如，怀有身孕的来福车（Lyft）司机即使在即将临盆时仍坚持接送乘客。评论家贾·托伦蒂诺（Jia Tolentino）写道：“一家公司若是大肆颂扬员工们为谋生计必须多么努力工作、不得停歇，那它一定是有颇为反乌托邦的双重思考能力，毕竟这些条款是公司自己提出来的。然而近来，这种虚假的励志故事无论是在企业宣传还是在新闻报道中，都出现得愈加频繁了。”(59)

举个例子，零工网站Fiverr[9]自诩为“自由职业者服务的在线交易市场”，网站上部分服务的售价低至5美元。该网站在2017年发起了一场名为“我们信赖实干家”（In Doers We Trust）的广告宣传活动。正如新闻稿所言：“Fiverr利用这场运动紧紧把握当今灵活创业、果断尝试、以少挣多的新时代精神。Fiverr反对官僚主义的瞻前顾后、分析瘫痪和没完没了的讨论会。”这听上去……怎么说呢，有些令人费解，尽管它的目标直指“革命性地”避开乏味的中层管理者的官僚作风。不过，正如托伦蒂诺所言：“零工经济啃食同胞的本质正是经由这套说辞被包装成一种美学。”批判地分析零工现象究竟有何必要非但不是过度思考，甚至可以说，将其作为新的经济现实欣然接受恰恰是不可饶恕的轻虑浅谋。

零工工人们总是在不确定中等待下一份零工，因此他们的无聊不同于案板厨师、打更老头或车间工人的无聊。在打零工时，“快点过来等着”的指令和出现在其他场合令人沮丧的命令如出一辙，比如说，让步兵备受煎熬的无聊感，所以“快点过来等着”这个表述指不定就是他们发明的。人们可以认同Fiverr运动中振奋人心的“实干家”精神，以此来对抗这种无聊，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疯狂的状态。这些工人如同电影《射马记》（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中疯狂的马拉松舞者。该影片是一个讲述了大萧条时期绝望情绪的凄凉寓言，在一场徇私舞弊的角逐中，永无止境的攀爬让人心生厌倦。

在更稳定的工作形式中，情况并不会更加乐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毫不客气地将有些职业称为“扯淡的工作”（毫无意义或价值的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同样落入了资本主义幻想的陷阱，即工作虽然无聊，但还是有点必要的。(60)格雷伯还生动地描绘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结构：债务周期。他抨击了以白领工作为主的一系列职业毫无用处，并且从业者也深谙这一点：比如人力资源顾问、通信协调员、电话销售市场调研员、公司律师。他给各种各样的扯淡工作贴上标签（打手、奴才、自动收报机、管道胶带工和工头），而这些工作难免物以类聚，融合成他口中的“多元扯淡工作综合体”。这便是一份看起来好像应该很有趣的工作，因为它丰富多彩但又稳定可靠，既非一成不变也不虚无缥缈。然而，这只不过是替扯淡工作说的蠢言蠢语罢了。

并非所有扯淡的工作都是无聊的工作，但是，因为这种工作明显毫无意义，所以它们太容易带来无聊感了。因此，尽管商业杂志为无聊的上班族准备的自我激励的建议通俗易懂——例如提倡撤走时钟、浏览动物图片、使用太阳灯、远离易使人妒火中烧的社交媒体——但笑脸对策对于零工工人和扯淡工作从业者都不适用。(61)对无聊的传统政治评判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对我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无聊（见下文第五小节）进行批判性研究，以做补充。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另一种形式的无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无聊意识形态——在无聊深入人心的“痛苦的折磨”形象里，找寻一抹积极的色彩。

（4）“创造性”无聊

新近涌现的心理学文献可以说是第一小节中一系列观点的一种更科学但也更驯化的呈现，也就是说，此处我们同样认为无聊会让主体厌烦，但它也具有生产潜力。与此同时，抨击无聊损害认知甚至破坏健康的对立派心理学著作往往也应运而生。这两种对立的论述时常针锋相对、僵持不下，主导着关于无聊的日常讨论，并在谈及科技、建筑环境和工作场所时尤甚。

举个例子，最近有人为无聊辩解，认为归根结底它可以让人变得精神焕发，而从长远来看，轻微的无聊感可以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有趣。罗斯克兰斯·鲍德温（Rosecrans Baldwin）写道：“人们通常认为无聊是一种欲有所成却力不从心的恼人经历。但这种转瞬即逝的情绪在机场、人行道和午后树林这些场景中恰到好处。也许两分钟后我的注意力就被什么有趣的东西吸引了。”他继续道：“无聊让我悟出一个道理：但凡想要变得聪明，得先愚蠢一阵子。静谧的时光伴随着狗吠声、车流声和邻居们看老电影时的低声呢喃。为自己的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留出时间，不仅能重新激发我对事物好奇的欲望，还能赋予我动力，成为（或者至少努力成为）有趣的人。”(62)

鲍德温接着回忆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无聊经历。比如在政府服务机构排队等待的经历反而使他意识到，不经意间得知在同样情境下的旁人会有些情绪失控，倒也是件乐事。最有意思的一次寻常的无聊，使他结识了一个瘾君子编剧。当然，这种无聊是否算得上“创造性”就见仁见智了。

心理学文献的研究结果虽更为精确，但对于何谓创造性没有给出更多的启示。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心理学文献，确实可以发现为无聊正名的补救方案。这种方法将无聊深入人心的消极特征重新定位为产生创造性思维的契机，从而有效地将无聊重新定义为（也无害化为）白日做梦、放飞思维、头脑风暴和其他“跳出桎梏”或“横向思维”的策略。这种对无聊的驾驭或驯化策略与哲学意义上的无聊恰恰相反，它并不能给未来带来解脱，只会徒增新的焦虑。所谓的创造性无聊其实就是漫不经心地对待无聊。

（5）新自由主义无聊

对新自由主义无聊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迫切需要，一部分的原因是，人们认识到了其他文献在这一点上的不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在这种逐步发展的经历中，活跃着的理应稳定的主体性面临着不易察觉的挑战。

所有关于无聊的论述都一致认定，一段普通甚至是极为寻常的人类经历，往往能让我们见微知著。至于我们可知何“著”，众说纷纭，其中便包括我此处的论证。但与此同时，我也认为，有太多文献分析的关注点可能存在偏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为何变得无聊”或“‘我感到无聊’究竟是什么意思”，而是“被视为无聊主体的这个‘我’是谁”，以及“为何‘我’被推至这一种存在形式”。

为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无聊”？我们必须承认，“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用来描述某种新型资本主义恰到好处。绝对自由主义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允许道德或宗教信仰的差异在彼此认同度极低的情况下共存。我们在分歧之上勉强达成一致：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每个人的利益，可以求同存异。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是对国家组织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和推崇中央集权的政府模式的反驳，但也可能会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另一种选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产生了对自由市场、资本集中和撤销行业管制的强烈偏好。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让很多人意识到这种经济、政治组织形式的局限性，但在那之后，对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认同仍然是主流，并且没有显著减弱的迹象。实际上，可悲的是，我们已经见识到更具创造性的规制俘虏的新形式——至少在美国，我们见证了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即根据宪法第二修正案授予财阀们资金赠予、言论自由的保护，这同时意味着赋予他们巨大的政治影响。(63)

可这与无聊又有何干系呢？在我看来，与科技、经济现实息息相关的日常文化生活如今已经受到这种特殊的无聊形式的支配。它实际上是新秩序下的一场政治危机。此外，我认为对于这场危机的爆发，20世纪的资本主义背景难辞其咎。当前，无聊是经济领域不安情绪自然延伸的产物：人们千方百计地升级，疯狂追求速度和满足感；最糟糕的是，对那种似乎总是存在于别处、为他人所享、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没完没了的妒忌心理，内心的幸福感被摧毁。这些现象四处蔓延，让问题加剧。

这与人们对资本主义在过去一个半世纪演变历程的普遍认知不谋而合。古典资本主义（1860—1930）关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财富的积累，并表现为炫耀性消费和刻意显露的特权式休闲的浪费行为。欲望借由财富的支持不断滋生，在培养品位的表象下，为自我意识的统一提供了契机。托斯丹·凡勃伦[10]对“有闲阶层”的剖析和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都对此解读得鞭辟入里。(64)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核心问题在于：彰显地位的商品，如凡勃伦提到的优质葡萄酒、独家工艺制品、艺术品收藏，都具有标示地位的特性，因此不能与那些普通商品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些商品现在往往被贴上“凡勃伦商品”的标签，不断攀升的需求曲线和价格曲线彰显了它们的奢侈品地位，这与公认的经济预期背道而驰。这种广受追捧而原则上又无可替代的商品，必然会造成阶级之间的紧张态势，最终导致社会变革，其形式包括累进所得税或广泛的社会改革，如美国罗斯福新政（1933—1936）便推行了更为严格的监管、再分配措施以及国家工程项目。

下一个独立阶段便是晚期资本主义（1930—1980），这一时期的核心是通过将“奢侈”商品大众化的形式制造消费。不满和嫉妒情绪在消费和债务负担的攻势下消失殆尽。欲望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精心培养的良好品位，而是广告投入和流行文化的产物。因此，资本并非仅凭积累，更需要再生产：赚钱的意义就在于花钱。这种情况下的自我是破碎的，无非是通过这种炫耀性的消费，打着幸福的旗号寻求一种迷惘的自我意识的统一。这个时期的文本类、小说类标杆式作品包括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以及菲茨杰拉德的悲剧讽刺小说。(65)此时的核心问题是，所谓的民主进程在社会变革中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逐渐与文化产业本身难以分辨。政治变成了一种娱乐形式，政治斗争变成了财力竞赛。

我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第三个独立阶段，由于没有更好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个阶段，我们不妨称其为“后现代”（1980年至今）。在这个阶段，不满情绪全面滋生，欲望四处蔓延。资本如同情欲一般刺激着人们以各种方式予取予求，而其自身却并不真实。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炫耀性博学、炫耀性尝鲜或炫耀性时髦，在科技领域尤甚。自我不仅支离破碎，而且如我们所见，还会同类相残、行如鬼魅。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支配下，自我意识的统一仍具有假定可能性，而如今已经无望了。同样，一些作品值得一提，例如齐泽克的文化干预理论，或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小说。(66)我们不再直截了当地生产商品和服务，甚至不再产生消费；相反，我们以消费者——或许更应该说是“用户”“追随者”“朋友”之类——的身份表象来生产和消费自己。是的，这些起着着重强调作用的引号仿佛在恶狠狠地强调词壳的存在。

欲望机器的肆意扩散非但没有让人感到兴奋和满足，反而更多地让人感到无聊——意识到这一点得有多沮丧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这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第一，它表现出不可避免、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形象；第二，更为糟糕的是，它产生了一系列无穷无尽的零和游戏，同时还有我们对可供选择的美妙事物的权利意识牵涉其中。残酷又讽刺的是，在这种零和竞争中，有时对手正是当下的自我，而对抗的是一个想象中的未来的自我。(67)我们自己隐约意识到专注于自我是徒劳无用的——这种初现的认知就是新自由主义无聊的根源。为了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现在将探究一些我称为界面的案例，与此同时我会谨记，这些技术领域的实例无法详尽无遗地探讨所有界面的冲突，也不能涵盖当前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所有无聊。

9．界面

社交媒体中存在以下两种常见的荒诞行为，尤其流行于那些指望用Tinder、Match或OkCupid[11]等应用软件来约会或恋爱的单身年轻人中。在FX电视台制作的喜剧《男追女》（Man Seeking Woman）的一则广告中，乔希·格林伯格（Josh Greenberg）扮演的男主角经常以日常生活为场景出现在镜头前，比如坐在沙发上吃东西、坐在办公室的小隔间里工作、上厕所或者在流动餐车前排队。突然他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然后我们看到他整个人撞到墙上、冲进隔壁公寓、撞到卡车上。然后镜头转到两个女人的画面，她们一边对着智能手机咯咯笑着，一边不无欣快地在手机屏幕上把他的个人资料滑到一边。镜头切回到餐车前的画面，那个倒霉蛋的朋友悲伤地摇着头说：“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没能幸免。”

第二个例子，来自仍然时不时玩玩恶作剧的《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节目。这个例子的讽刺更加黑暗，也正符合节目需要。在该节目的一个代表性的恶搞广告中，一群女人正在使用一款名为Settl的约会软件。一帮姑娘讨论了她们经历过的“无数次不错的约会”，觉得“Settl上的男人没什么问题。他们只是普通人，不过身上有一些特质让我愿意仔细看一看”。这些男子的照片仅限于护照上的照片或他们站在比萨斜塔旁的景点照，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法把焦点放在他们的长相上了”。最有趣的大概是这个恶搞广告的结束语，提醒人们Settl不同于Tinder，没有左滑拒绝功能：“记住，恋爱能成，不能靠轻言放弃，而要靠解决问题[12]。”

这两则恶搞事件之间的联系就在于“左滑拒绝”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看起来太过容易——原本不为人知的遭拒的情绪体验被直接投射到脆弱的人类个体身上；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做法又似乎受到了限制，因为左滑屏幕所显示的资料传递了一种似乎选择丰富的错觉，而实际上，其中藏着大量糟糕的匹配对象、徒有其表的蠢蛋、潜在的受虐危险，以及再常见不过的无礼行为和失望结果。前文提到的这部喜剧具有某种认知功能：我们都知道，即使我们自己并没有在寻找约会对象，但我们都了解了在无孔不入的智能手机的介入下，当下婚配程序的无情规则。毕竟，对于像人类性别二态性这类古老的问题，我们不应过于依赖一些转瞬即逝的社会评论，但在我看来，左滑操作的功能和地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更多关于约会模式的近期报道表明，已经有人开始反对在线约会，尤其是基于应用软件的约会。(68)但重要的是，我在下文中仍将把滑动屏幕作为理解界面概念的一个例子。当然，“界面”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远非仅仅意味着与当代计算机和手机技术相关的图形用户界面（GUI）。我想以一种颇为狭义而精确的方式使用这个术语。我对界面的简短定义是：它是在平台、内容和用户的彼此交互中发挥接合和支持功能的流动空间。界面促进了各种各样“门槛”（threshold）功能的产生，人们却像对待真正的门槛一样，对其重要性视而不见或者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可以说人们对界面知之甚少。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回想一下，瓦尔特·本雅明在他那篇描写卡夫卡的著名短文开头是如何用物理学家阿瑟·爱丁顿的作品来描述身处卡夫卡构建的虚拟世界的感觉的。爱丁顿在他的畅销书《物理世界的本质》中写道：“我正站在房间的门槛上准备进去。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69)为什么？好吧，对于这位细心的物理学家来说，这种普通人在任何一天都要毫无意识地做几十次的日常行为，其复杂性涉及这种稀里糊涂的成功背后让人难以置信的自然法则。宇宙大部分熵的属性必须精确地组织起来，才能使一个人顺利地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分子的内部空间大部分是空的，它们必须整齐排列，这样牢固的地板和墙壁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对重力和有限空间的操控是基于奇特的两足直立姿势的顶部视角，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移动中，在追求目标和刺激时，面临着思维的挑战。（爱丁顿是泛心论宇宙的坚定信徒，他根本不相信我们会毫无理由地四处走动。）的确，这最后一项成就可能是最值得瞩目的。一项可靠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跨出门槛的时候，会出现明显的认知障碍——我们会忘记要去拿什么，或者忘记我们要记下什么好点子。

本雅明认为，卡夫卡的门槛论就是对爱丁顿物理之谜的黑暗存在主义推论。我们总是试图打开紧闭的门，爬上狭窄的楼梯，或者在一间间办公室之间穿梭。在卡夫卡看来，世俗的物质生活里的平凡挫折变成了类似于我们的社会焦虑和精神焦虑的幽闭恐惧症，变成了我们在充斥着门道、办公室、庭院和城堡的世界中，对内心安宁和归属感的无能为力。卡夫卡笔下的主角总是不安地前往下一扇门寻找答案或做出判断，若不行就再前往下一扇，这既滑稽又可怕——答案和判断永远遥不可及；那些打开的门并不能通向我们的向往之地，而那些紧闭的门则由古怪的看门人和爱出谜题的精灵守卫着。这便是人类的处境。

我们看似已经从约会软件的话题上跑偏了，但那两个恶搞事件所体现出的滑稽场景里的黑暗面，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往往无须刻意努力就可以体验和利用的门槛功能暴露了狂暴的特性，或者更糟的是，当它遇阻时，会发出一个极度绝望的信息。你可以肆意滑动屏幕，但你无处遁形，因为滑动功能一边为你服务，一边其消亡的对象正是你和你的欲望。在这里，用户认为他/她正在与平台（具有收集和展示信息能力的站点）上显示的内容（约会对象的简介）互动；他/她还认为，这种互动过程最重要的特征是拒绝或（有时）追求一个潜在的约会对象时，要进行判断和选择。尽管如此，事实上，整个场景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用户、内容或平台，而是无数次手指的滑动。这个场景的本质就是用户通过这种焦躁不安的特定“选择”机制体验自我的狭隘方式。这种机制和用户与其进行的互动就是我所说的界面。

这种互动可能与让用户沉溺的媒介截然不同，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区别：媒体的寓意与界面的寓意有所不同。例如，2017年年末，人们发现了以下趋势：播客听众就像快速浏览杂志文章或博客一样，以1.5倍、2.0倍，甚至2.5倍的速度播放着音频文件或流媒体。这一类被称作“播客倍速听众”的群体，实质上是通过加快收听的速度来适应他们感兴趣的内容的庞大体量。(70)其中的关键不是快进跳过比较没劲的部分、直接听更有意思的片段——就像用类似功能跳过广告或枯燥的对话场景，直接观看更加生动的内容一样。相反，这是为了改变收听体验，这样就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听到更多内容——尽管这往往和播客创作者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他们可能会运用音乐或精心设计的节奏来营造他们预期的绚丽效果或思想影响。不过他们不走运，掌控着界面的是用户们——或者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而媒体的终端传送工具实实在在地掌控在他们手中，显示在他们的手机屏幕或平板电脑上。事实上，我们将会明白，或已经开始怀疑，这种对体验的掌控感只是一种幻象。如果制作者、媒体和用户都不是界面掌控者，那么背后究竟是何人或何物在操控？

且让我提出我的设想。我们所谓的这种滑动－倍速机制仿佛拥有生命力一般会自行运转：换言之，很快，用户对这一情景的体验将逐渐不再是看着一份份个人资料评头论足、挑挑拣拣，而是会投入到刷屏或狼吞虎咽地摄取信息的过程中。因此，人们会攒三聚五一起享受这项活动，而根本不会察觉到他们无忧无虑的游戏可能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并不是真实的痛苦，因为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些个人资料无论如何都无法等同于真实的人类。可以说，这些个人资料之所以存在，完全是为了给滑动机制的利益服务。说白了，这既不是这些网站的既定目标，也不是大多数人参与此类互动的原因。我认为，界面会影响主体性设定——这样的选择和判断的假定发生场所，会导致用户的主体性在其自身不知不觉中慢慢发生改变。

我们还可以用上瘾来类比，但只是部分相似。成瘾者从其一阶欲望的满足中获得短暂的快乐。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一阶欲望与不愿再被致幻剂折磨或被刺激物诱惑的二阶欲望是相冲突的。不过也有一些自愿成瘾的案例。更重要的是，成瘾经历中包含着显著的暂时性因素。这种时间维度远比对上瘾的粗略分析中常见的短期/长期框架要复杂得多。在一个人真正被旁人认定为瘾君子之前（无论这种“认定”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他对某种致幻剂的渴望可能会起起伏伏，他也可能无数次微妙地摇摆于为这种渴望寻找托词和对这种渴望心生怨恨之间。

例如，尼尔·利维[13]有一个论点颇有道理：高度自律的人也有可能成瘾。他写道：“那么瘾君子们究竟为什么会上瘾呢？答案很简短，不过略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他们想吸。成瘾者并不像亚里士多德的非自愿性论述中被疾风吹着走的人一般，因自身的欲望而失控。此处重点不在于行为人是否受到内在力量的强迫，而在于，无论是否存在强迫性心理力量，成瘾性欲望都不在其中。”(71)

虽然利维承认毒瘾往往身不由己且贻害无穷，而且确实会损害人们全然高度的自律，但是，他认为毒瘾应该是“以成瘾者不断摇摆的内心倾向为特征的。大多数时候，瘾君子由衷地抗拒成瘾，但他们经常会动摇；一旦想法动摇，发自内心的欲望又战胜了自我克制”。(72)人们往往会忽略成瘾的暂时性，仿佛这种状况是不良欲望对健康欲望的稳态侵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更容易导致瘾君子出现健康欲望缺失的是时间的推移，随之而来的是全面自我意识的削弱，这也就是利维口中的“延长作用”（extended agency）。尽管这是对上瘾的合理描述，但该论点与其说是强调了瘾君子未能长期保持意志力的事实，倒不如说是突显了要实现最根本的全面健康自我有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