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鸟的哭泣,人们看不到的鸟类爱情与生活,电子书,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阅读获得

他接着讲到了一位记者的观点，此人最近描述了约克郡海岸弗兰伯勒角的三趾鸥危机：“最近来到弗兰伯勒角的一个人向我吹嘘，说自己在一年里用自己的枪射杀了四千只这种鸥鸟；我还得知，另外一位海鸟枪手从伦敦一户人家收到了一万只鸥鸟的订单。”三趾鸥会迅速消失也就不奇怪了。“女士们的帽子上的雪白羽毛也许看起来美丽又无辜，”牛顿以华丽的辞藻作为结尾，“但我必须告诉佩戴者真相——‘她的额头上也盖着凶手的烙印’。”

牛顿提出，议会应当通过立法为繁殖期的海鸟设立一个禁猎期，没有人可以在此期间射杀鸟类。他的提议正是时候。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也就是1869年，议会通过了《海鸟保护法案》，这是英国设立的第一项环境保护法案，其主要着眼于保护野生动物的福祉，而非保护猎人的猎物。圣基尔达群岛的人们是例外，因为他们仍然依赖每年采集海鸟维持生计。但在其他方面看来，这项法案远不够完美。法案依旧允许人们在每年的7月31日以后射杀三趾鸥和其他海鸟，就在幼鸟刚会飞的时候。发达国家中各个地区的鸟饰时尚随着越发风靡的巴洛克式潮流变得更加流行，众多栖息地的三趾鸥数量因此持续迅速减少。在美国，当时被称为《时尚芭扎》（Harper's Bazar ）的杂志如实记录了那些年的转变：

佩戴死去的鸟儿能够展现对自然的喜爱

1875年秋季：法国进口帽子上的鸟和小翅膀。

1878年夏季：作为墙壁装饰的鸟头和翅膀。

1884年冬季：适合妙龄女子的羽毛扇、羽毛垂饰。

1884年秋季：饰有松软羽毛和鸟的脑袋的裙子。全进口的软帽饰有羽毛，带有“随风摆动”的效果。

1893年秋季：女武神效应下，墨丘利式“濒死”翅膀款式；黑丝硬缎晚礼服，缀有展着翅膀的小燕子。

1899年夏季：外出用的帽子饰有整只鸟儿，高尔夫帽与马展服饰上饰有翅膀、羽毛。

1899年秋季：堆满羽毛的窗户（海鸟和䴙䴘）。

伦敦也好不到哪儿去，人们只不过转而从其他地方将羽毛进口到英国。1885年8月，一位鸟类爱好者写信给《泰晤士报》告诉统治阶层，在1884年12月到1885年4月之间，伦敦的羽毛市场售出了6,828只极乐鸟、4,947只棕尾虹雉，以及不同种类的西印度鸟儿404,464只、东印度鸟儿356,389只。在1870年到1920年期间，大约有20,000吨装饰用羽毛被进口到英国，当交易最终被喊停后，同等数量乃至更多的羽毛被运送到了法国。两个数据都意味着有“数以千万计的鸟儿被杀害”。牛顿对于三趾鸥的态度不过是一个开始。尽管人们不再用燕子装点晚礼服的领口，但牛顿的严肃性——并非作为动物爱好者，而是生物学家——至少让保护海鸟的举措迈出了蹒跚的第一步，然而，即便是在150年后的今天，针对世界鸟类种群的真正的保护措施依然没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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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已经开始让我们对这些鸟儿的天赋有所了解。人们很容易将三趾鸥栖息地的活力与喧闹视为混乱，视为一种在无秩序中抓住生存可能性的挣扎，可是，在挪威的一处三趾鸥栖息地进行的令人不安的实验揭露——就好像这还用得着揭露似的——三趾鸥知道它们在做什么。赫恩亚这座满是海鸟的小岛方圆不足一英里，处在高纬度的北极地区，海岸挨着巴伦支海。在这里，超过90%的三趾鸥巢穴中只有两个鸟蛋。生物学家们想知道，如果三趾鸥夫妇需要养活一只或者三只雏鸟，会发生什么？他们在1990年到1993年的四个夏天里调查了赫恩亚岛上的67对三趾鸥的命运，并将22个家庭中的雏鸟从两只增加为三只，将29个家庭里的雏鸟从两只减少到一只，剩下的16个家庭没有介入。

海鸟每年都要为繁殖做出抉择。它们必须在三个变动因素围成的三角中，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即将养育的幼鸟数量，这些幼鸟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以及它们自身在付出努力之后的状况——其中包括对活到第二年再次繁殖产生的影响。它们如果将许多雏鸟抚养长大，而且都养得十分健壮，但付出的这些精力让当父母的变得虚弱，那对未来就没有好处。如果它们抚养很多幼鸟，但在此过程中对于自身的健康予以过多关注，那幼鸟就可能会很虚弱，这样也没有好处。而要是它们更为自己考虑，并且养育为数不多的雏鸟，而且不让自己过度消耗，那么，不管雏鸟会有多强壮，对自身族类的将来也还是不太有利。

挪威鸟类科学家在赫恩亚岛的三趾鸥雏鸟一周大时，开始介入它们的天然养育机制。由于三趾鸥在孵化雏鸟后，有四周以上的时间都无法辨识自己的雏鸟，因此这些当父母的不会拒绝陌生的雏鸟。不过，根据科学期刊《生态学》上如实记载的内容，这项实验很快步入灾难性的境地。大多数雏鸟都死了，不是饿死就是被鸥鸟或渡鸦吃掉了。留下一只雏鸟的半数巢穴失去了那只雏鸟，每一个有三只雏鸟的巢穴则失去了其中的一只。增加到三只雏鸟的巢穴中，不到1/5的雏鸟活到学会飞行，而且活下来的那些都很瘦小。所有成年海鸟在养育幼鸟过程中体重都减轻了，而养育三只雏鸟的负担严重影响到了当妈妈的三趾鸥的健康，在繁殖季结束时，它们的体重全都远远小于只养育一只雏鸟的妈妈们。

然而，真正毁灭性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冬天才到来。养育一只雏鸟的妈妈们中，有超过90%活到下一年并再次繁殖，可是，所有不得不养育三只雏鸟的妈妈中，有将近半数都没有在下一年春天的赫恩亚岛出现。科学家们在附近所有海岸与岛屿上寻找它们，但没有找到，他们被迫得出结论：它们都在冬天里死去了。或者，用他们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认为，育雏数增加的雌鸟回归率的减少，确实代表提高繁殖力度会造成死亡的代价。”雌性三趾鸥被迫去回应无力满足的需求，将自己逼迫到无法活过冬天。雄性三趾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情况，它们依然无忧无虑地向未来前进。对于这种性别差异，科学家们无法给出解释，只是说“与雄性鸟类相比，雌性更乐意对雏鸟的食物需求做出回应”。雌性与雄性之间的这种差异在其他物种身上也会出现，但为什么应当如此，还没有得到解释。这项实验揭露的一个事实就是，三趾鸥已经明白，在那片海洋中的那座岛屿上，为了平衡自身的生存需求与将基因传给后代的规划，它们的最佳选择就是产两个蛋并养育两只雏鸟。我们并没有聪明到足以了解它们有多聪明。

它们对于自身世界的关注，原来是如此惊人地精细。经验丰富的海鸟观察家大卫·艾恩斯在威廉王子湾——美国阿拉斯加州南岸的一片树木丛生、岛屿林立的水域——的一个栖息地里给三趾鸥戴上了一些无线电追踪器。海湾里的海浪汹涌澎湃，每天有两次落差达20英尺的潮汐涨落，潮水在经过海角与岛屿时，还会掀起上升流与涡流。这些营养丰富的水域里浮游生物密集，极为吸引海鸟，尤其是在涨潮或退潮高峰时的两小时里，这个时候潮水流速最快，刚好介于高水位与低水位标志的中点，尤其是在朔望大潮期间 [3] 涌动的海水体量更大的时候。

艾恩斯对三趾鸥的追踪显露出一个有趣的规律。鸟儿不会在每一天的同一个时间段去捕鱼，而是调整每天的日程，使之与当天的潮汐周期一致。他用无线电追踪的其中一只鸟，曾经每天从位于舒普湾的巢穴往南飞25英里，来到格拉西尔岛周围潮汐中的上升气流再飞回去，一天要飞两次。月中时，当朔望大潮涌来之际，它会从早上4点开始捕鱼，一直到7点左右，然后下午从3点开始，到晚上6点，两个时间段都与退潮的高峰期相符。这是在高纬度地区的夏季，日照光线没有限制。等到一个月的末尾，大潮转为小潮，海浪中的能量少了很多，一天中退潮的时间也逐渐向后推迟。三趾鸥的捕鱼之旅也随之变动，因此，到月底时，它早上8点开始捕鱼，并在刚到下午时结束，然后在晚上8点再一次出动，一直到半夜或者凌晨1点。随着小潮的能量减少，聚集的猎物也变得稀疏，三趾鸥捕鱼的时间也因此更久。

这样的结果也许无足轻重，但影响却很重大。三趾鸥并非单纯怀着侥幸心理出海游荡，而是做出了谨慎又巧妙的决定，它们不仅考虑到猎物可能存在的方位，还考虑到了大海不断变化的日常规律，它们知道离巢穴25英里远的捕食区域是什么样的状况，还会根据猎物充裕与否进行调整，并且顺应潮汐的节律来捕食。

到了2007年，GPS记录器已经缩小到重量小于1/3盎司，1磅重的三趾鸥都能够不受丝毫影响地佩戴。那一年，在阿拉斯加州湾米德尔顿岛上，在废弃的冷战时期跟踪站雷达塔上筑巢的三趾鸥被率先戴上了记录器。美国人曾经用这座跟踪站充当应对苏联经由西伯利亚攻击的预警系统的一部分，然而到了1963年，由于维护成本过高，他们废弃了这座跟踪站。人们在弃置的跟踪站上放置人工巢穴，将其作为一种新型追踪方式，取代了旧时的方式。到2007年，差不多有1,000对三趾鸥在那里筑巢，它们大多数都将鸟巢建在木制窗台上，这让人们得以从建筑内部通过滑动式的单向镜玻璃窗格来观察它们。

丹麦鸟类科学家雅娜·科策尔卡与德国鸟类生态学家斯蒂芬·加尔特穿过雷达塔的窗户，将追踪器放置到14只繁殖期的鸟儿身上。几天后，他们重新抓获这些鸟。有两只鸟通过拔出粘着GPS记录器的羽毛，将其去除；有两个记录器没有运作。不巧的是，有一只鸟刚好在装上记录器后在鸟巢里待了两天，因此，还没等它飞出任何距离，记录器就没电了。科学家们通过9只鸟记录了16次捕鱼之旅。其中9次只是去到离岸不远的地方，不超过8英里左右，其余7趟中，单程距离至少为22英里，而且常常通宵。

三趾鸥又一次在为生活制定策略：它们用短途的捕鱼之旅带回食物，反刍给巢中的雏鸟，或者聚焦于当地可捕获的低热量浮游生物资源；在长途捕鱼之旅中，它们则为自己觅食，对象几乎肯定都是热量更高的富含油脂的鱼类。三趾鸥并不是在随机寻觅食物。它们小心翼翼地根据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将捕鱼分成两种不同方式。这首次暗示了三趾鸥有能力变通，可以基于智力做出决策，能够将各个生活任务分配到海洋上的不同区域。它们理解雏鸟需要持续不断且规律的食物供应，也明白自身的能量开支所需比米德尔顿岛当地水域可以提供的要多。

等你下一次在海上遇到三趾鸥，想想这个：它们有着特殊的任务，还有目标，并且有着达成目标的方式。它们并非经由机械性的本能驱使，而是能够确认优先顺序，并根据各种目的来分配不同日子的飞行与捕鱼安排。如果你靠近这种鸟，捕捉到它们的视线——也许当你在敞舱船的船尾时，它们就在你上方诧异地盘旋——再次问问你自己：它们的目光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你正在驶入谁的世界？

还是在这个夏天，科学家们来到苏格兰东岸外的五月岛，将另一种追踪器——一种最初由英国南极调查局的科学家开发的地理记录器——固定到80只三趾鸥的腿上。这种记录器无法像GPS那样精确定位鸟儿，但电源能够支撑一整个冬天。来自生态与水文中心的玛利亚·波格丹诺娃想知道，三趾鸥能够成功繁衍，是否与它们去哪里过冬有关系。五月岛的情况不太好：在那个夏天，每四个鸟巢里，只有一只雏鸟成功长到能够飞行。大部分没有活下来的成年鸟儿都是在冬天死去的。这些新科技是否能为它们的煎熬找到新的原因呢？

第二年，有接近40%的记录器回归五月岛，追踪结果带来的问题比答案更多。几乎每一只在前一个夏天没能繁殖的三趾鸥（94%）都在七月底出发去了西大西洋，在冬天，它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待在格陵兰的南面。养育了一只雏鸟的三趾鸥中，有几乎一样高的比例的鸟儿（84%）没有这么做，而是待在东大西洋。因此，成功的鸟儿与不成功的鸟儿在冬天汇集的地方与五月岛的距离，两者相差超过1,250英里。

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更优良的鸟儿在基因设定下不会长途飞行去往美国水域再回来呢？成功的三趾鸥选择较近的越冬海域，是不是因为那儿的海洋更丰饶、更平静、更轻松呢？那些没有繁殖的三趾鸥，是否遭到更加强壮有力且成功的鸟儿排斥，无法在优渥的东部越冬区域逗留？对于这些问题，波格丹诺娃博士没有答案，但她首次证明了海鸟生活中另一个颠覆性的领域：不同鸟儿在夏季的繁殖成果与冬季的分布有关联。此外，其中的含意非常明显：海鸟的繁殖能力，不只依赖于其夏季的状况及其捕捉雏鸟所需猎物的能力；只要能将成功越冬的良好效果持续下来，夏天它们就能繁育出能够成长到学会飞行的幼鸟。不管它们在哪里繁殖，整个北大西洋都与全体海鸟的福祉息息相关，不存在“局部”这一概念。

随着这种新兴科技的运用越来越成熟，得来的成果也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精细。在2008年到2011年间，雷切尔·A. 欧本和她的同事们来到白令海中阿留申群岛以北、阿拉斯加州以西的普里比洛夫群岛，他们在其中的圣保罗岛和圣乔治岛上追踪了在那里繁殖的99只黑腿三趾鸥。这些鸟儿会飞出相当远的距离，在北太平洋深处的海域中游荡，一些飞到加利福尼亚州，一些北上去往北冰洋，还有一些会去堪察加半岛和日本，有一两只甚至到了夏威夷。它们飞过的海洋区域，就面积而言，大约有1,600万平方英里。

欧本的发现和其他人的一样，都清楚地表明鸟类能够记住它们前一年去过的地方，并且常常会回到那里。这其中没有固定的规律。三趾鸥去的地方会随着季节而改变，它们会在海水温度更低的地方多待一些时间。它们会追随海洋锋 [4] ，因为在锋面相遇的巨大水团 [5] 在某种动力边界条件下，会聚集许多海洋生物。适应性是它们自我的一部分，每只三趾鸥显然都有能力在一生中去探索并利用各种不同的冬季海洋。实际上，它们的适应性与变化比蒂姆·吉尔福德的团队在斯科默岛上追踪的海鹦要多得多。欧本认为，这也许反映了两种不同鸟儿的生活技能。三趾鸥的飞行技能远远好于海鹦，它们能够凭借又长又有浮力的翅膀，以很小的代价飞出很远的距离，翅膀很短的海鹦则需要耗费巨大的能量飞向目的地。不过，海鹦的捕鱼技能远远超出三趾鸥，它们能够下潜200英尺以上，而三趾鸥潜入水面之下的距离不超过一两英尺。利于飞行的翅膀让三趾鸥得以抵达猎物所在的海洋表面，而海鹦优越的下潜能力，则让它们能够去往翅膀力所能及的任何地方，捕捉鱼类或浮游生物。它们在彼此之间划分出维度，一种擅长在水平面，另一种则擅长在垂直面，而这些选择让它们两者都得以横跨北方海域，繁衍数以百万计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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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事事都如意。遍布这些北方海域的三趾鸥正在死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也就是开始对海鸟数量正式进行大规模监测的时期，三趾鸥已经显现出令人费解的陷入困境的迹象。从白令海到北极圈内的加拿大、格陵兰、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冰岛、法罗群岛、苏格兰、爱尔兰以及英格兰，三趾鸥在各个栖息地的数量都遭遇了在某种程度下堪称灾难性的下降。在整个英国，从1986年到2016年的30年间，它们的数量下降了60%。设得兰群岛上许多三趾鸥一度兴旺喧嚣的地方，如今变得寂静无声、空空荡荡。那儿的衰退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到今天仍在继续。自从2000年起，诺斯岛失去了93%的三趾鸥，富拉岛为86%，费尔岛则是90%。在奥克尼群岛中的马维克角，91%的三趾鸥都不见了。1987年，圣基尔达群岛有7,829只三趾鸥，它们会飞往外赫布里底群岛以西的大西洋。在1995年，那里有三趾鸥居住的鸟巢为513个，出生的雏鸟有56只。到了2016年，有三趾鸥居住的鸟巢有4个，长到会飞的雏鸟只有1只，下降率达99.2%。赫恩亚岛上的栖息地里，三趾鸥的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1,000对，20年后缩减到了9,000对。斯匹次卑尔根岛上的数量也下降得一样快。在阿拉斯加州，米德尔顿岛上的栖息地遇到了极其可怕的问题：三趾鸥的数量在过去26年间已经下滑了近90%，从83,000对下降到6,200对。威廉王子湾中散布的岛屿与海角上的众多三趾鸥栖息地里，多年来一个又一个的清点数据得出的都是悲惨的结果。

三趾鸥的情况比这些数字显示的要更复杂。尽管每年被格陵兰人射杀的三趾鸥有大约10,000只，就全球范围而言，它们的数量仍旧充足到不用我们为其未来担忧。它们并没有在任何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这种鸟无疑在20世纪经历了兴旺的发展，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到达顶峰，那正是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那个时期通过了禁止为取乐或制帽而捕杀三趾鸥的法令。近期数量上的下跌，也许是伴随兴旺而来的重新适应。

而出问题的地方在于，它们的繁殖遭遇了失败。到2008年，不列颠群岛间，每四个三趾鸥鸟巢中，只有一个能哺育出一只长到能够飞行的雏鸟。在1986年，平均每个巢穴都能哺育出一只学会飞行的幼鸟。在太平洋地区，繁殖成功率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要低于这个水平。当父母的鸟儿无法找到鱼类来喂养幼鸟，而飞行的时间问题也许是这个难题的核心。在设得兰群岛的繁殖季节中，当几乎所有三趾鸥都在栖息地3英里之内的区域觅食，有81%的雏鸟能够长到学会飞行。在其他年份中，当没有幼鸟活下来时，成年三趾鸥的觅食区域就会远在50英里之外。

尽管三趾鸥被视为适应性的化身，能在变化无常的风中和海上动人地飘浮，但其中也存在几乎不变的因素。它们只有在捕鱼的距离能够承受时，才会喂养雏鸟——而且它们在仲夏时常常依赖于刚刚出现的玉筋鱼或毛鳞鱼。鱼群会移动，但鸟巢所在的悬崖则是固定的，而有时候，海洋的变化方式也许意味着会把鸟巢与鱼群之间的距离拉得太开。鸟儿偶尔会在一些季节中有个不错的开端，它们高兴地觅食、筑巢、下蛋，然后问题就冒出来了。2001年的设得兰群岛上，三趾鸥的第一批雏鸟在6月的第二个星期孵出了。不料那时，突如其来——根据设得兰群岛的鸟类生态学家马丁·霍伊贝克的描述——“雏鸟开始在鸟巢中死去，而到了7月初，设得兰群岛上大部分栖息地的雏鸟都死了。食物短缺无疑是原因，尤其是玉筋鱼的不足”。

2011年夏天，一队法国与挪威的鸟类科学家汇编了挪威北岸巴伦支海中赫恩亚岛上非常灾难性的编年记录。和大西洋上众多栖息地的三趾鸥情况一样，赫恩亚岛上的鸟儿也在困境中挣扎了许多年。雏鸟无法活到能够飞行，数量也在下跌。蒙彼利埃大学的奥罗拉·蓬雄想知道原因。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确定了的是，当海面上的鱼类很稀疏时，海鸟捕鱼的时间就会更长，它们或是去往更远的地方捕鱼，或是会寻找不同的鱼类。当没有鱼类可捕时，三趾鸥会吃浮游生物，或者在渔船周围徘徊，等待丢弃的渔获，它们甚至会去鱼类工厂丢弃的物品中翻找残渣碎屑。但当它们的鸟巢里有鸟蛋或雏鸟时，这些选项就行不通了。成年鸟儿必须回去保护鸟巢，或者坐在鸟蛋上，或者给雏鸟喂食。人们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对于许多种类的海鸟而言，它们只要有常规数量1/3的猎物——还没有游走或者还没有被捕捞完的猎物——生存就不会有问题。它们的生存机制里设有缓冲。要是海上的猎物连海鸟预期的1/3都不到，它们就会陷入困境。这个比例是个关键的阈值，突破之后，曲线图就会一路下跌。赫恩亚岛上的三趾鸥主要以毛鳞鱼为食。只有当毛鳞鱼匮乏时，它们才会转去吃鲱鱼或小虾，而它们这样做的年份，就是不利于繁殖的时期。三趾鸥的栖息地在过去几十年里上上下下起起落落，偶尔会有超过半数的成对鸟儿养育雏鸟，有时则缩减到不及1/10。

赫恩亚岛上三趾鸥的起起落落：养育雏鸟的顺利年份与艰难年份

2011年一开始一切都很好。大部分鸟儿都产下鸟蛋，整个5月，毛鳞鱼就在近海处，三趾鸥也长得很健壮。到了6月的第一周，超过80%的伴侣都孵化出了雏鸟。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多数三趾鸥都设法维持哺育的生活。大约有10%的鸟儿在这个时期失去了雏鸟，但几乎有3/4的成年鸟儿到6月19日为止，鸟巢里仍然有至少一只雏鸟。然而，这些父母的行为产生了变化。很显然，海洋中的食物供给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5月时，鸟儿从来不会在外出捕鱼时离开栖息地超过12英里，它们通常会离开两三个小时。但现在，有年幼的雏鸟等待进食，它们做了两件事里的其中一件：去往远离鸟巢但依然在岛上的某个地方有大约半个小时之久。科学家们将这种行为理解为这些鸟儿父母需要与又饿又有需求的雏鸟的痛苦纠缠远离一段时间。这些父母也开始进行远距离的飞行，它们去往北方，距离是之前那些旅程平均距离的15倍，时间长达48小时，每次旅程的飞行距离总计有300英里，它们会一直飞到北冰洋深处。没有科学家记录到三趾鸥在繁殖季节进行如此惊人长度的捕鱼之旅。它们在绝望地为雏鸟寻找食物的同时，能量消耗也达到了坐在鸟巢中时的4倍。

当鱼儿离去后会发生什么：a）2011年5月，毛鳞鱼在近海处时，三趾鸥从赫恩亚岛出发的捕鱼之旅；b）比例尺大了10倍：6月，当毛鳞鱼被南方流过的温暖的大西洋海水带到北方去后，三趾鸥从赫恩亚岛出发的捕鱼之旅

巴伦支海的南部水域是毛鳞鱼的温床。在温暖的年份中——2011年就是其中的一年——大西洋海水从南面涌入，将毛鳞鱼带离挪威海岸，向北输送。海洋学上的转变就是倾倒在三趾鸥生活方方面面中的灾难。在6月19日之前，成年鸟儿踏上这些漫长又代价高昂的旅途，向北去往更寒冷的水域和鱼群所在，努力让繁殖工程进行下去。但在那一天，情况不再对它们有利。年幼的雏鸟无法一次性大量吸收食物，差不多需要每天少量喂食。如此漫长又耗费精力的捕鱼之旅无法给予它们需要的食物，也让当父母的自己陷入了危机。曲线图已经到达一个临界值，在这条逐渐陡峭的曲线上，大多数三趾鸥都放弃努力，不再喂养自己的雏鸟。到7月中旬，由于洋流造成的食物匮乏，超过90%的雏鸟都死了。在栖息地的某些区域，只有3%的父母将雏鸟喂养到能够飞行。

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一项经典研究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芭芭拉·布劳恩与乔治·亨特去往太平洋上阿拉斯加州以西的普里比洛夫群岛。整个美国的海鸟都在这些火山岛上繁殖——人们把这片群岛称为北方的加拉帕格斯群岛 [6] ——其中包括超过30,000只黑腿三趾鸥。布劳恩与亨特知道，普里比洛夫群岛中的三趾鸥通常产下两个鸟蛋，但几乎总是只养大一只雏鸟。还没有人证实过个中原因。

他们搭好帐篷前来调查栖息地，称取鸟蛋的重量，给那些在24小时之内孵化出来且够得到的雏鸟套上脚环，再每隔一天给雏鸟称重，并在15英尺之外观察它们，每次长达13个小时。这个故事有着莎士比亚的风格：第一只三趾鸥雏鸟从较大的鸟蛋中孵化出来，要比它的弟弟妹妹早几天。于是，等到第二只雏鸟诞生时，第一只的体重已经比它重25%，并且成为恃强凌弱的关系里占优势的一方。更年幼的雏鸟一旦出现，就会被它的哥哥或者姐姐施以用布劳恩与亨特的话来说是“恐吓，垄断父母的喂养并进行殴打”的行为。更年幼的雏鸟孵化出来不到24小时，就会被摇晃，在鸟巢中被拖来拖去，被啄咬，不出一星期就会被年长的雏鸟杀死。

临界日，2011年6月19日，曲线在这一天产生变化；赫恩亚岛上的三趾鸥父母无法再为雏鸟提供其需要的食物，雏鸟开始死亡。一个月后，除了8%的雏鸟幸免，其余的全都死了

杀手雏鸟使用的方法相当简单。三趾鸥用泥土和粪便将海藻和草茎粘到一起，放在悬崖的狭窄壁架上，建起小小的鸟巢，泥土与杂草中会混入一点点细线和钓鱼线。每个巢穴的下方，直接就是大海。较年长的雏鸟要做的就是将年幼的那个推出鸟巢，任其跌落而死。年幼的那个虽然羸弱，但跌下去的时候往往还活着。所有第二个孵化出来的雏鸟中，有一半到2/3都会以这种方式死去。

三趾鸥的这种杀害弟弟妹妹的行为随着气候逐渐恶劣而加剧。只有当成年三趾鸥捕得到鱼儿，并且喂饱年长的雏鸟时，年幼的雏鸟才有希望活下来。海洋通过鸟儿自身体内的化学物质来与其对话。正如其他研究所表明的，如果鸟儿体内缺乏营养的情况加剧，它们的应激激素皮质酮水平就会上升，这在年长的幼鸟体内会充当信号，示意残酷的行为在当下会有帮助，不仅会帮到它自己，还会帮到父母。在食物匮乏的年份中，杀死较羸弱的雏鸟会让更强壮的雏鸟更有可能活下来：它会获得所有食物。只有当一年中能捕到充足的鱼类，三趾鸥父母才甘愿耗费精力哺育两只雏鸟。三趾鸥血液中皮质酮水平的上升——这在雏鸟与当父母的鸟儿体内都会发生——不仅仅是危难的信号，也是一种指示：让父母放弃第二只雏鸟，并期望来年有更好的运气。

奥罗拉·蓬雄有关赫恩亚岛的图表上的转折点“意味着三趾鸥跨越了一个临界点，它们届时将不再对繁殖投入精力，这导致了大量的雏鸟死亡”。鸟儿血液中皮质酮水平的上升让它们更加努力，飞得更远，并且付出多得多的精力。它们还通过远离鸟巢消磨时间来“回避雏鸟持续的乞求”，以此使自己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雏鸟的这种行为由于其血液中升高了的皮质酮水平而变得更加迫切，以至于它们的父母无法下决心继续喂养它们。成年三趾鸥的应激水平会指导它们不再继续哺育。因此，雏鸟要么被年长的雏鸟杀死，要么由于其父母为自己的下一年做打算而饿死。

这看起来可能像是小型的北欧式悲剧——贫困的渔民与农民面对怀有敌意的世界，绝望地努力活下去，但我们也许还能将其视为鸟类面对不可避免会产生变化的资源时，自身拥有的高度进化、非常有效的生存方式。洋流与生活在其中的鱼类和浮游生物难以预料，能提供给鸟类的只有可能性而非确定性，因此，一种做好最坏打算及最佳准备的繁殖机制——在到达由激素决定的临界点时，与喂养及友爱相比，不如放弃并手足相残——似乎成了更好的选择。这种机制，也许可以被视为像百合或玫瑰那样经过精巧进化的体系。如果三趾鸥不存在了，也就不会有三趾鸥的美，而它们的存在，恰恰是以这些策略与——偶尔是——饿死和谋杀这样的抉择作为基础的。

也许，单个栖息地繁殖失败以及成年三趾鸥的不断死亡，可以用更宏观系统的运作来解释。也许，承认常规的死亡与衰退是三趾鸥世界运作方式的一部分，也是这种美丽的鸥鸟为生活在北方海洋而设计的生存与扩张体系的一部分，会更加容易让人接受。在希恩特群岛上，三趾鸥的数字已经从30年前我最开始关注时的2,000对左右，下降到如今的500对左右。在希恩特群岛的栖息地里，这种能够穿透装甲、几乎如同孔雀鸣叫一样的呼喊，依然在玄武岩悬崖周围响起，你要是不了解，就不会感到它们会有任何减少。它们听起来和看起来仍旧像是完美生命的一种版本。自三趾鸥在此地筑巢起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是，一如赫恩亚岛或设得兰群岛的情形，鱼类减少了，三趾鸥抛弃孩子飞走，等到下一年再回来。那种时候的空荡荡与静悄悄令人印象深刻：那些空空的夏天里，悬崖不会因为三趾鸥的鸟粪而变成白色，而是呈现出褐色，重新变得毫无生气，有一种好似所有海鸟都死去以后的生活迹象。这也许是21世纪末可能会出现的生活模样，据一些人估计，到那时，世界上所有的海鸟都早就消失了。

奥罗拉·蓬雄在2011年展开了引人入胜的进一步研究。她拿走一些成年三趾鸥的雏鸟，然后给它们戴上追踪器，看看它们会如何对（人类引起的）繁殖失败做出回应。

她给三只三趾鸥——一只雌鸟，两只雄鸟——戴上一些非常昂贵（每只1,500英镑）的平台终端发射器（PTT）。这些发射器的优点是无须回收即可采集其中的数据。它们会直接将信息传送给卫星，是可以用来跟踪那些将过往生活抛在身后的鸟类的仪器。鸟蛋一孵出，蓬雄就取走雏鸟，成年鸟儿因此会以为它们没有当上父母。孵化鸟蛋的时候，这些三趾鸥都会去距离岛屿25英里或30英里的地方捕鱼。然而没有了雏鸟后，它们改变了生活形态，探索的区域更远也更宽广，它们去往北边以及北极岛屿中的斯匹次卑尔根岛搜寻毛鳞鱼，但也会寻找将来也许能成功繁衍的地方。两张PTT生成的地图——一幅是栖息地附近的局部区域，另一幅则是大海上的——是三趾鸥生活中全部内容的缩影：它们在栖息地里照顾鸟蛋和雏鸟时，我们看得见；而当它们去往世界海洋上自由自在地游荡时，就会飞到所有人类的视线之外。

地图上显示的是恢复力，显示的是生物体对挑战做出回应的能力、将改变纳入自身生活的能力、在海洋的迷宫中找到出路的能力。面对全球变暖给世界海洋带来的深远畸变，三趾鸥生活中的这一层面也许是希望的源泉。

但这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世界是否变化得太快，以至于鸟类的恢复机制来不及对其做出回应呢？鸟类的时间尺度是否与世界的不同步了？三趾鸥，作为在海洋表面的捕食者，能够飞到遥远的距离之外，却无法穿透海洋表面去往更深处。对于海洋中正在发生的情况而言，它们也许是最精准也最敏感的“晴雨表”。讽刺的是，创造出我们如今可以用来追踪鸟类的仪器——高科技、工业化、高耗能、依赖卫星信号——的文明，就是让海洋上的生活变得艰难并对鸟儿变得不利的变化源头。自然界有其灵活性，但是否灵活到足以应对至少现在我们知道正是我们在对其施加的压力？三趾鸥和它们的命运是否反映了有关未来的两难境地？